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

红色经典是存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能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被染色,即红色的坚强附着。红色经典存在艺术质量与其它经典同样高超的杰作,但红色的获得和坚守却先在地定格其地位,也放大其经典的魅力,更生成别样的艺术张力。因此,是颜色政治学的存在造成了文学史上颜色化的文学经典。对瞿秋白与《子夜》接受史的互动考察,意义也在于此。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成果有近百种,其中最集中的是图书装帧形式,视角较为独特、新颖的,有文化、对现实的影响、装帧与时代的关联等。不足之处主要是学界存在不少重复介绍古书装帧形制的作品,具体内容、理论方法、认知模式、资料整理、研究队伍与结构等亦有待改进之处。     

《澳门记略》引诗喻史探微

《澳门记略》运用夹注勾沉、以诗证史的写作策略为我们提供了“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的可称之为“以诗证史”之历史学阐释方法的一个范例 ,同时也保存了许多当时被朝廷列为禁书作者所创作的鲜为人知而极具研究价值的优秀诗作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随唐五代时期》

近二十年来，人口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显学之一，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就其研究内容而言，主要包括户口统计制度、人口数量的变动、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结构、人口政策与人口思想(人口观念)等六个方面。其中，户口统计制度的研究属于制度史范畴，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关于《台湾当代新诗史》撰写及余光中评价问题——回应台湾高凖的批评

高凖以蔑视"政治挂帅"的人士自居,强烈反对<台湾当代新诗史>中加入反独促统内容.把政治妖魔化,把文学史的自主性等同于非政治性,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受过余光中伤害的高凖,对余光中有很深的成见和偏见,这影响了他对余光中文学成就的客观评价.关于"余光中热"在大陆的形成,决不是如高凖所言自上而下出自于统战部门的指示,而是出于广大读者对余光中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认同,是自下而上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是余光中本人的艺术成就所使然.     

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

本文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域和学科定位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作者将“人类生态系统”视作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并据此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做了新的界定,对环境史进行了新定义。文章对环境史与相邻学科(特别是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辨析,指出:环境史将环境和社会视为相互依存的动态整体进行历史考察,从人的文化和生物双重属性出发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无论就学术指向、理论方法、话语体系,还是就编纂叙事方式来说,都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     

陶器之道，开天辟地（上）——上古四千年伏羲族历法史

本文为“伏羲学”系列论文之一。作者运用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证据,论证了上古华夏区域四大族群的不同文化特征：西部伏羲族是唯一的彩陶族,东部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是三支玉器族。进而根据百年考古出土的大量彩陶纹样,论证了公元前6000年伏羲族在祖地甘肃天水大地湾历法“开天”,伏羲支族在先仰韶-仰韶-龙山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东扩“辟地”,伏羲族历法和彩陶随之东传到东部三支玉器族。龙山末期（公元前2000年）黄帝族南下入主中原,征服伏羲族、东夷族、南蛮族,建立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