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现代化中的空间秩序与治理演进——中日空间治理政策的一个延伸比较

治理形态是空间秩序与治理体制耦合的结果,实现“空间—治理”结构再造是每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围绕“空间—治理”问题,中国和日本都有若干典型案例：日本明治时代就开始了“市政合并”的探索,后来又逐步形成了“广域行政”等一系列经验做法;四川省成都市的治理单元重组和浙江省瑞安市的县乡权责重构则在国内具有标杆性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通过空间秩序的优化重组实现传统乡村向善治乡村的加速演进。对此,应综合运用空间单元重划、治理单元重组以及产权单元重构等方式,探寻适应中国乡村现代化实际的改革框架。     

空间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空间对观察和理解社会现象有着前提式的基础和意义。在空间理论视域下对大学生法治教育进行审视后发现,现有的大学生法治教育模式虽然有着明确的合理性,但却疏离于个体的经验与生活之外,学生的"身体在场"和"心理脱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空间的裂隙,较大地影响了法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上述问题,拟通过建立项目化运行机制,为法治教育供需双方的空间交汇提供制度保障;发挥校园公共空间的隐性教育作用,开展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打造智慧教育系统,实现多重法治教育空间的协同;积极协同校内外育人空间,推动异质性资源空间的良性互动等优化路径,以期实现大学生法治教育效果的有效提升。     

论企业的留人策略

一、把好人才的留用（流入）关招聘人才,实质上就是企业外部的人才流入企业的第一道关口。这一道关口是否把好,即能否留用合适的人才,不仅关系到留用的人自身,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人才是否能留住。在招聘人才时,尤其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1.定位要准确。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人才,也需要二流、三流等不同层次的人才,招聘时定位要适度,不宜把人才要求定位得脱离企业实际。     

小城镇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当前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在 2亿左右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已经成为关系到改革开放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通过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可以看出发展小城镇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高投资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增长开始跟不上高投资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工资加速上涨、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不断降低的挑战。文章利用2004～2009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工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拉力是递减的,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作用却是递增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的工资上涨效应在递增,而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在递减,因此城市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此外,工资上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继续实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流动人口分布演变机制与城镇化——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利用"五普"、"六普"数据,对浙江省流动人口分布演变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讨论。研究表明,与铁路、高速公路空间布局高度吻合的带状模式(竖带-横带)是浙江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特征,这种带状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口空间聚集度。浙江省外来人口在空间上表现出"三圈层"特征,其中,一、二圈层中的安徽、江西、四川、重庆等省市是浙江省流动人口的主要省外来源地;浙江省"杭-宁-温"片区、义乌、慈溪等地则是流动人口最主要的流入目的地。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带状分布模式受到"经济-政府-交通"等多重效应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2000~2010年间,工资变量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解释能力下降,而就业机会的解释能力则上升。此外,流动人口提升了浙江省城镇化水平,推动了区域连片城市群的形成。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山区人口分布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

山区人口分布受多种经济、社会等非空间因素的影响外,还与不同区域的地理分布有密切关系。文章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以乡镇区域为研究单元,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分析方法,兼与全局普通二乘法(OLS)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人口密度和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的空间相关关系。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毕节山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大于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海拔对毕节山区人口分布的影响不如坡度的影响显著;综合经济实力、城镇化水平、交通条件和地形条件的好坏与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大小呈反相关,而医疗条件的好坏与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大小呈正相关。因此,"加强城镇建设、鼓励人口聚集,加强生态移民工作、保护资源环境"是未来毕节地区相关政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