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庙碑》产生时间辨误

正《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八册,第213页所收《二圣庙碑》,题为"北周刻",无具体年月。细读碑文,发现此碑并非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所建,而应是五代后周建造,且有制作的具体时间。或许因首题有"大周潞州大都督府泽州陵川县龙川、普安、鸡鸣等三乡共造",编者遂误以为"大周"指北周,其实不然。     

民国三碑

丰碑或以巨硕或以威武醒目,名碑或以撰文或以书法赫然。以撰文流传者,民国以来著名者有三,一为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一为冯友兰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一为胡适先生的《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     

突厥社会制度新探

本文主要从突厥民族的社会生活内容、民族性格、婚姻形态、政治制度等几个方面,分析论证了突厥汗国作为一个军事奴隶主政权所具有的种种特征,从而认定突厥汗国时期的突厥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奴隶主阶级执掌政权的奴隶制社会。     

舍命救主的义犬

在九江贺嘉山陵园矗立着一尊狗的雕像,它的墓前立有碑文。每年清明前后,人们都会怀着特殊的心情到墓前献上祭品和鲜花,崇敬地祭拜。它就是舍了己命救下30多条人命的义犬——赛虎。九江市民在祭祀已故亲人的同时,都要去看望一下义犬“赛虎”的碑墓。就是不知情的人们,诵读墓前的碑文,都会感慨万分,唏嘘不已。那么,这条狗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赢得这么多人的如此尊重呢？原来这条名叫赛虎的义犬,在30多条人命濒临危险的时刻,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包括主人在内的人命……     

浅析唐对突厥政策问题

唐朝是七到九世纪的大帝国,当时都城长安云集了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和外国商人,这种场面在历史上是盛况空前的。贞观七年底,在歌舞声中,他不由得陶醉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民族融合达这种程度,跟唐中央采取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有关。从唐中央对突厥地区的政策中可看出唐实行的民族政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