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洗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定这一史实。     

从立宪选择的角度分析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途径

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立宪选择角度出发,指出我国前20年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依然遵循的是计划规则,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并没有发挥其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的特性;接着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加入WTO是我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银行)按市场规则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转折点;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将是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多元化产权改革模式将是我国规避金融风险、提高银行运作效率的核心所在;在此认识上,提出了对我国银行体系实施分层次、多样化产权改革的设想,并对这一设想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宰相制之丧钟为谁敲响——明代官僚君主制分析

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因素。明代以前,延续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一直是代表官僚集团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宰相废除后,表面上看是皇权对官僚集团的一次胜利,而实际上是使皇权专制的本质趋向于一套较全面而有效地制约,在一个宏大的制度平台上实现了大致的平衡。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王权主义与立宪主义——一个比较的考察

中国王权主义可分解为四个面相的思想主题,即君主至"上"论、君主至"圣"论、君主至"尊"论和君主至"贵"论。西方近代立宪主义以保障"私自治"为其规范意蕴,同时也强调国家和权力的工具性价值。作为两种不同取向的政制安排,中国王权主义与近代立宪主义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建构式思维与解构式思维、秩序与自由、整体与个体及"人情"与"法意"四个方面。     

论西方现代宪政主义的哲学基础——自然法

自然法是现代立宪主义的哲学基础.近代自然法关注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相信人类理性可以设计正义的制度.本文通过对近代自然法的基本内容、话语结构的分析,探讨现代立宪主义的哲学基础,阐明现代立宪主义体现了在自然正义理念的理性指引下,打破旧有之不合理性的秩序,建立人民主权的政治权威的认识过程.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清末立宪在君权体系下接嵌西式民权制度,在政权形式上是一次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其蓝图与模型主要是《明治宪法》及相应的法政理论。《明治宪法》以尊崇天皇为基底,由此产生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国体”与“立宪政体”的分立与纠缠,本质上是君权、民权紧张关系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根据明治立宪模式探索改制路径,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持续引发中国的“国体”属性和“国体”“政体”关系的激烈争论,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互动的“国体”“政体”观念和主张。清廷试图模拟《明治宪法》,以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统摄立宪政体,立宪派则有意淡化君主国体的君权色彩。在汪精卫提出立宪以变“国体”为前提后,杨度甚至声称君主国体亦可由国会总揽统治权,与民主国体无异。清廷固守君权,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权诉求愈发冲突对立,改制困境日益凸显,预示了革命的必然。     

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统治合法性分析

本文从历史与传统、现代与理性、宗教以及国王个人魅力等四个方面分析了1956年独立后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作者指出，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的统治反映了韦伯关于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合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其中，传统型占主导地位并与伊斯兰教紧密相连。迄今，宗教神圣的合法性体现了阿拉维君主制所有统治合法性学说的本质，然而其神圣性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     

晚清变革中的财政转型与政治博弈

晚清以立宪为主旨的变革,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清廷与立宪派的较量,其中以商界力量为代表形成的立宪派发挥了重要作用。立宪派不断通过政治话语和理性交锋争取自身的权利,提出明确的财税、经济要求并通过资政院和咨议局积极参与政治,为达致立宪政治目标与清廷展开角逐。从财税立宪的角度来看晚清变革,探寻财政、经济与晚清政治变革的微妙关系,会发现以预算草案为代表的案例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博弈。预算案的政治博弈让具有近代意义的财政改革雏形具备,而国会请愿的政治博弈双输的结果导致了清廷的败亡。     

论清末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之误

晚清政府欲从改革官制入手推动立宪,结果官制改革遭遇了来自官僚群体的强大阻力,在最高统治者慈禧立场转变之后,官制改革无可避免地走向龙头蛇尾的结局.虽有改变,但根本未动,效果有限,非但不能廓清积弊,反使积弊愈积愈多,愈演愈烈.龙头蛇尾的官制改革重挫晚清政府的统治威信,使其立宪之路更加艰难,自救的机会更为渺茫.清末立宪首先应做的不是改革官制,而是开议院,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改革的力量.立宪从官制入手,无议院为助力,官制难改,立宪难行;立宪从开议院入手,先有议院,则官制可改,立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