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阈中的浪漫文学诉求——论"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

"浙江潮"引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体现在多种思潮领域,引领浪漫主义思潮即是其一.这取决于浙江新文学作家对文学新潮的敏锐感知与把握,也根因于特定地域文化风尚对浪漫主义的精神呼应.其引领浪漫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各个时期都有显著表征.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儒家义利观对大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支持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大同理想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以及科学阐述了儒家义利观的概念,进而分析了在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儒家义利观如何支持了大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新闻英语标题翻译的互文性视角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是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打破了传统的自主、自足的文本观念,对文本及主体进行解构。互文性不仅见于文学语体中,而且也常见于非文学语体中,如新闻语体、广告语体等。互文性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理解的层次,原文的互文语境由于所属文化圈的隔膜,很难为另一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知晓,因此作为语际转换中的“超语言因素”常会成为理解与交际的障碍。     

民族主义社会思潮影响下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社会思潮在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起着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应通过其教育主体的自我提升、教育内容的完善、爱国主义教育的拓展等方式积极应对挑战。     

从立宪选择的角度分析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途径

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立宪选择角度出发,指出我国前20年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依然遵循的是计划规则,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并没有发挥其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的特性;接着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加入WTO是我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银行)按市场规则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转折点;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将是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多元化产权改革模式将是我国规避金融风险、提高银行运作效率的核心所在;在此认识上,提出了对我国银行体系实施分层次、多样化产权改革的设想,并对这一设想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

费希特,近代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受到中国学人比较广泛的关注,得到迅速传播,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兴的标志性现象,费希特则成为中国人民激励斗志、重塑自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传播逐渐深入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费希特爱国主义思想契合了中国学人确立民族复兴之志、探寻民族复兴之路、掀起民族复兴思潮的现实需要。     

论日本对中国清末地方自治的影响

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到中国,就成了近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进步、民主思想潮流之一.地方自治改革,是清末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清王朝"预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是在中国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其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戌戊以来中国民主思想潮流的涌动及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折射.而日本对清末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王实味事件悲剧成因及当代启示

在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王实味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的使命、坚守文人的个性、承继鲁迅的精神到底,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启蒙追求。对王实味的批判改变了延安文艺多元化的文艺生态,王实味事件标志着中国文艺道路的转向,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深远的影响。     

制度发展中的社会文化逻辑——以生态危机治理为例

目前,我国生态危机管理体系已具雏形,但仍处于"粗放"状态.尤其在管理制度的创新过程中,面对高效的统一决断机制与协同治理理念的冲突困境,更多地将求解之路放在了对制度的解构与重建上,而忽视了对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之根的挖掘.在此,我们立足于建构论危机观和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发展,阐明生态危机治理制度运行的社会文化逻辑,并试图为我国危机管理的制度创新另辟蹊径:以制度内文化经营及结构外社会文化重建的双重文化支持为基石,解决危机治理结构中的冲突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