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再生的必要性在于它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再生的可能性有其内在根据和外在根据。内在根据是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能力；外在根据是中国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人学的具体分析对比中，可以发现，中西文化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融和吸收西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再生的必要条件。在中国传统文化再生的方法和途径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分析方法；从宏观着眼，推进中国文化的整体现代化，着重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文化研究中的国粹主义、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简单认同主义都是不正确的方法和态度。     

国学大师南怀瑾首次在中国传媒界公开演讲

由《文汇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中外书摘》杂志、《文汇讲坛》和《文化中国》承办的南怀瑾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讲演，于2006年8月4日在上海美仑大酒店举行。     

门神画的现代变异兼及对朱仙镇传统年画的思考

民间艺术的生态存在问题是当前我们研究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回避不了的学术难题。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进行民间文化的外部世界的简单描述或叙述,而较少关注到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生态存在与发展等内容。由于民间艺术生态的地域性、时代性特征,它可以永恒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艺术都能保持永恒。在历史上,民间艺术作为文化品牌被社会接受时,它其实是社会的时尚,并不是遗产,即使在今天,它被社会更广大群体接受时,同样有时尚的成分。那么,保护、抢救民间艺术,仅仅在遗产的意义上去对待其生态,我们常常会感到尴尬,即它的消失比我们所感觉和理解的要迅速,因此,记录其内容,包括对其生态的多种内容记述与必要的技术处理,就成了我们尤为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在培养文化时尚,借以传承、传播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重构中,我们所做的工作尽管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又是极其有限的。如何建构或促进民间艺术生态的健康发展,应该说是没有比培养文化时尚,吸引更多的人对民间艺术的关注更为便利了。这里我们主要以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个案解读展开讨论,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构建以人为本的英语教学模式

传统的英语教育模式忽视了学生的个性意识、个性特点和个性需要,违背了人本主义的教育教学理念。如何提高教学效率一直是外语教师主要探讨的问题。文章运用人本主义的教学理念,结合实际探讨了如何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教学模式以改进英语教学,提高教学效率。以人为本的新型教学模式包括:创立民主愉悦的课堂教学环境、构建个性化的学习空间、设计师生共同探索的教学活动、建立协作性的教学模式。     

反腐败的国内立法问题研究

当前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与法律规范真空太多、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有很大的关系。反腐败面临的重重困难,迫切需要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律和法律体系的支持。通过借鉴国外和中国古代的立法经验,从如何建立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如何完善反腐败的法律条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     

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和“话语霸权”

传统不是器物遗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精神规定,传统是在现代文化运行中生成的事实和意义的复合,是由不同时代的变异体组成的连续体。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和文艺学中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所谓话语霸权在当代中国也只具有十分有限的意义。中国当代文艺中也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化全球的典范。传统的生成类似于基因的生成,但基因制约性在当代条件下的受到限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应对全球化冲击,我们的文艺学应具有无为和有为相统一的智慧和策略。     

抗日民主政权的劳动立法

抗战时期，我国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劳动立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高度重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脑死亡立法的社会意义及面临的困难

长期以来,心肺功能完全丧失一直是判定死亡的标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这一标准已不再适应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脑死亡标准应运而生。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接受了脑死亡标准,并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条例。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脑死亡立法应当谨慎进行。     

环境资源法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目的

价值理念是环境资源法学的核心理论问题,而立法目的是立法者对环境资源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表达。环境资源法立法目的的差异实质上是价值理念不同的表现。因此,将环境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环境资源法,其真正目的应该是保持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而不是保护这一整体中某一部分的价值。     

宪法与人权保护刍议--兼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保护一般条款

我国1982年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了规定,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权保护体系不完整,缺少人权保护一般条款和人权受侵害时的宪法救济手段.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虽规定了人权保护的一般条款,但并没有规定人权受侵害时的救济手段.在论述我国的人权保护体系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权保护体系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