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法治化探讨：立法、执法和监督

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为我国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道德的法治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如何有效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彻底改变"一手硬,一手软"的现状?道德的法治化并非要将所有的道德规范变成法律规范,而是要抓住重点,讲究实效,敢于创新,为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开辟前进的道路,为"以德治国"的实施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企业人才资本增值8法

1、流动增值人才的使用效益与人才的流动率成正比例。 美国管理学者调查证实，一个企业中，最高创造力的人往往是从其他组织转移进来，并在本单位工作2—3年的人。人才流动不但是调整人才队伍结构，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的需要，也是人才自身成长发展、实现价值的需要。为了使人才更便捷自由地流动，各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必须树立人才资源共享的人才观念，畅通人才进出渠道，引进自己短缺急需人才，输出本单位富余闲置的人才，在动态中优化配置，实现流动增值。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现状及其立法体系探讨

为融入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国的金融业开始了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但中国公司的规范化发展及金融业发展的时间都较短,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且目前在缺乏立法规范的情况下,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在运行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此,有必要以《金融控股公司法》这种专门立法的方式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与运行。     

不征新地照样招商——浙江东阳开发区探索土地集约化经营

招商引资，是不是一定要“上地先行”?最近浙江省东阳经济开发区“零耗地招商”的实践，打破了这一习惯思维。该开发区在宏观调控停止用地审批、无法新增一分用地指标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挖掘、调剂开发区现有厂房资源，没有土地照样招商引资。今年以来引进新入区工业生产企业58家，带来投资2．8亿元，实现了土地效益的最大化。     

确立新思路实现新跨越——湖北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状况调研报告

湖北省副省长任世茂同志批示，财政厅这份调研报告很好。对湖北烟草工业现状和问题分析深透，对策和建议可行。     

基于获取决策优先权的零售商战略联盟效益分析

对于由一个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组成的单一产品、单周期供应链,在确定型市场、零售商成本对称以及供应商具有关于零售商成本结构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考虑了同时带来运作成本与决策权分配变化(基于获取决策优先权)的零售商定货数量决策联盟。利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了获取决策优先权的零售商战略联盟对参与联盟的零售商、未参与联盟的零售商、供应商以及供应链整体收益的影响。证明这种零售商战略联盟不可能使供应链中所有成员都同时增加收益。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联盟能实现某种部分"多赢";使供应链整体、供应商和参与联盟的零售商收益增加,或使供应商和参与联盟的零售商收益增加。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解析与应对

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以分散式立法为主的萌芽阶段、以相对集中式立法为主的形成阶段和以专门立法为主的成熟阶段,呈现出审查机构权力不断扩大、审查对象和标准不断拓宽、审查程序不断细化、审查监督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导致了审查目的异化、审查权力滥用、审查监督失序的后果。为了维护中国的海外投资利益,一方面中国要修订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亦要遵循事前风险防控、事中加强沟通、事后总结经验的策略,双管齐下地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PPP特许经营项目效益最大化——基于公共产品服务效率与投资回报率的议价博弈

PPP项目模式下公私合作双方的利益诉求不同,导致二者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过高的资本回报率会直接损害公众利益、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过低的资本回报率则会影响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因此,解决公共产品服务效率与社会资本回报率的矛盾至关重要.基于博弈视角,分别在完全市场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信息条件下建立公理化议价模型,寻求整体合作效益最大化的均衡解和盈利区间.结果表明:在完全市场信息条件下,双方利益与消费者对于该项目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和市场需求量呈正相关;在不完全市场信息条件下,不同的市场需求量,私人企业生产总成本的合理区间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控制项目风险,保证双方合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大数据促进地方立法的思考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地方立法带来全新机遇。大数据技术有利于发挥地方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提升地方立法机关的科学决策能力,提高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的效率,增强地方立法机关对立法草案审议的准确度,减轻地方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大数据时代我国地方立法面临诸多挑战:立法机关不仅立法能力不足,而且缺乏大数据意识,传统立法调研机制存在缺陷以及立法机关数据治理存在瓶颈等。在大数据时代,地方立法机关必须拓宽思维,创新地方立法的手段,让互联网大数据成为信息时代联系公众和收集民意的新渠道,运用大数据建设地方立法的新智囊,运用大数据创新地方立法的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