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代圣贤立言”的启蒙者

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特征有一个在儒家经典阐释传统中逐步孕育而成的过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明清科举考试中八股文“四书”题阐释的依据,其以心理体验为特征的经典阐释理论和实践也为明清两代文人所继承,客观上为八股文这一阐释学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熹的经典阐释理论以“切己”为最高境界,故从中引申出来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命题自有其复杂性。     

《人民日报》重磅评论：为重大社会热点问题立言

2月10日至3月17日,《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树立公信从学会倾听做起》、《让公信力在阳光下生长》等5篇系列文章探讨“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文章认为,端正干部作风．增强责任意识．保障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政府公信力才能伴随着阳光不断生长。     

变通人同样可以立德立功立言——《百味人生夕照红》序

树碑立传，历来是达官贵人的专利，罕有为普通人写传，尤其是普通人写自传的。《阿Q正传》，那不过是鲁迅的一篇小说．是从众生相中概括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记事约定俗成。普通人不入经传，多少年来就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惯例。然而，物转星移，此事最近似乎有了一丝转机。     

组章为篇:战国诸子散文的一种特殊结构

战国诸子散文有一种由零散的章组合成篇的特殊结构.其组合方式主要有:不同类组合,以类相从,承接组合,杂引与立言并用,层累地叠加.这种组合型散文是战国诸子在讲学、记录、传播、编辑等学术活动中创造的,是一种具有鲜明战国时代特色的文学现象.战国诸子组合型散文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言论的发表者多为学派的宗师或重要学者,言论的记录者、传播者、整理编辑者则是他们的弟子后学,从言论的发表到最后组章为篇,一般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可以说组合型散文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组章为篇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集零为整,以便于更好地收藏、携带和传播,或者是为了寓创新于组合,或者是为了更好地集储资料.     

"不自由,毋宁死" ——对普希金自由诗歌的死亡思考

自由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当自由受到严重压抑时 ,人们常常会对自由与死亡作出一个二元价值判断。普希金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死亡意识的诗人 ,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民族自由和公民自由 ,以此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他的自由诗歌就是这种死亡观的诗意表达 :以“立功”和“立言”的形式来战胜来自死亡的威胁和对死亡的恐惧     

迁逝与对抗——汉魏儒家“不朽”论及其文学精神

汉魏时期，兵燹战乱所造成的“大死亡”进一步激发了儒家士人原本非常敏感的时间意识。时间迁逝的直接效应是生命的迅速衰朽并被无情褫夺，这引发了个体生命时阃意识的甦醒，而这也构成了“人的自觉”的内在动力。在“立功”和“立言”的悖离中，儒家士子最后选择了“立言”，通过“文章不朽”来对抗时间的虚无，完成对自身的救赎。     

乾嘉知识分子“立言为上”的价值取向

在追求不朽的过程中 ,清代乾嘉时期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立言”作为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 ,这种选择是通过与“立功”及仕进的比较后得出的 ;在“立言”的道路上 ,他们也从潜心著述、整理古籍、参编地方志等各方面进行了努力。     

先秦两汉文人“立言”内涵的历史考察

建安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人的立言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表现在于其一,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郁,这主要缘于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其二,立言的内容逐渐丰富,就其包含的文献典籍来说,大致经历了由春秋中叶之前的经、史,到春秋中叶至战国后期的子、集,再到两汉时期的经、史、子、集的变化过程.不过"立言"作为对有关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之言辞的记载这一主旨在文人心中仍占主导并贯穿该期始终.     

从欧阳修碑志文看宋初士人的"言事"热情

欧阳修的碑志文记载了宋初大部分著名文士的命运,从这些生平记载中,可以看到空前高涨的"言事"热情。这里有积极论事,体现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国家的建设精神的事迹;也有激烈争论,体现士大夫批评意识的风范;有不合于世、智慧托诸评鉴的不朽追求。     

“欲丽前人”与魏晋诗赋摹拟观念的嬗变

"欲丽前人"是陆机在其《遂志赋》序文中拈发出来的诗赋摹拟创作的新旨趣。这一摹拟旨趣的形成与确立,实际上相当深刻地反映了魏晋之际诗赋摹拟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以及"崇有"思维背景下诗赋摹拟在"体物"意识、创作技能诸方面的积极演进。第一,诗赋摹拟成为作者借以"立言"扬名的重要凭借;第二,诗赋摹拟成为一种"体物"的竞技艺术;第三,诗赋摹拟使诗赋体制自身的竞技性表现因素得以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