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源流考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系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一种创见 ,2 0世纪已有不少人提出“六经皆史”为明代王阳明所首倡 ,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详细查证之后发现 ,元代的郝经比王阳明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且发现郝经之所以能够提出“六经皆史”论 ,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是渊源有自。因此笔者对“六经皆史”的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考证 ,最终得出结论 ,“六经皆史”其最早应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别录》。     

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对史学宗旨、经与史的关系、史家著述之道、历史编纂学以及方志理论等都有过精辟的阐述,亦多创新之见.他的许多史学观点对当今史学研究和方志编纂仍有借鉴意义.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赜

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时期,章学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跻身于考据学派,而是另辟途径,进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他承袭传统的"六经皆史"的命题,主旨是辨析史学著述源流,区分史学著述体裁,兼论利弊得失,目的在于廓清史学的发展源流,并非是要把"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更不能称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从《原道》三篇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流变

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首推儒、道、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又有不同。刘勰、韩愈、章学诚的三篇《原道》,体现了儒道佛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流变。     

历史编纂的文史相生之境

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史"关系,决定着历史编纂的全局。它既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史学实践问题。章学诚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基于对"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的剖判,提出了"文史通义"的历史编纂理念。海登.怀特作为西方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在激进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史学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文史混一"的历史编纂理念。白寿彝作为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基于对中国史学史的哲学思考,提出了以"准确、凝练、生动"为基本内容的历史编纂理念。这些认识,从正反两个方面启发我们在历史编纂问题上,应该树立"文史相生"的理念,走"文史相生"的道路。     

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

清朝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高度发展,皇权的集中促使了诏令文书、臣僚上奏文书及官府往来文书等档案得到了较好的保管与整理,章学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他根据"六经皆史"、"方志立三书"等指导文献编纂的实践理论,并将"著述"与"比次之书"区分开来,提出了对清朝乃至现今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都有深远影响的"比次之道",从而奠定了他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功绩,引发后人对此学说的学习与思考。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进呈本的思想宗旨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进呈本以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为论敌,通过对三代文明的重新评价,否定章氏抬举周公为文明“集大成者”和作为权力掌控人主导“治教合一、官师无二”状态的宗旨,及其“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的观点;通过强调孔子以布衣身份创教改制的论述,揭示“德高于位”、“道尊于势”的素王制法论,进而树立孔子作为仲裁者的“治教合一”的政治理想.     

章学诚史学思想中的历史事实问题

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解综合的方法探讨章学诚对历史事实问题的看法,结论认为:史学家研究历史事实的基础是历史资料,历史资料在使用前必须经过考证以确保其真实性,与历史问题相关联的真实的历史资料形成历史证据,历史学家以历史证据为基点进行推论建立起历史事实.     

以明道为究极:孙奇逢《理学宗传》的道统重构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更迭时期,与社会动荡、朝代鼎革相谐而行的,是传统儒学的道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其时南北学人同声共气掀起一股"明道救世"的学术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外在体现,以梳理学脉、传承道统为旨归的学术史著述相继涌现,遽成一道独特的学术盛景。在这一时代学术语境下,"北学重镇"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应运而出。不同于一般宋明理学史著作,《理学宗传》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越于门户之上的"大心胸",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从而在清初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更多还原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