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处告别》看陈染小说的存在困境

陈染以个人写作的创作姿态，超性别意识的写作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舞台上来抒写着来自其生命体验的女性仪式。她以女性立场关照女性生存困境及精神困境，并达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无处告别》是作家这一写作特色的典型范例。     

浅析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体育游戏在学校体育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健身作用.教师要根据体育教学各个环节的任务要求,选择、创编一些有针对性,适用性强的游戏方法,对学生实施健身教育.     

传媒运作与日常生活的三重结构

本文以《成都商报》的媒介符号特征考察入手,以“传媒与日常生活分析模型”为依据,论述了大众的日 常生活的“三重结构”,提出了传媒符号与日常生活的对应性观点。作者把大众传媒的新闻符号和广告符号作为两 条并行的符号线索,考察《成都商报》在符号生产上的“平民化”定位。作者认为,媒介营销成功的市场定位,不仅 要求能锁定目标市场,更要求深入地了解目标市场,了解目标受众与日常生活结构相对应的心理结构和符号需求。     

棋牌归属体育质疑

在现代人的认知中,棋牌属于体育。但是本文作者对此存疑,认为棋牌归属竞赛性游戏更为恰当。     

维特根斯坦“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思想研究

通过对维氏后期哲学观基础:"语言-游戏说"和"用法理论"的分析,考察了作为"语言-游戏说"核心概念的规则理论,寻找到了作为语言用法理论的精髓:"不要想,只要看"在维氏后期哲学观中的确立经由;通过维氏"不要想,只要看"与作为现象学基本态度"朝向事情本身"二者关系的着重研究,阐释了"不要想,只要看"思想对"生活世界"人生意义的启示.     

巴赫金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巴赫金从中世纪民间狂欢节入手抽象出具有对话性、双重性和超越性的“狂欢式”生活的特征,并进一步在文学分析中提 炼出“狂欢化”的概念。根据他的狂欢理论,游戏的儿童具有狂欢的品格,儿童游戏精神的缺失导源于人类狂欢精神的陨落。 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对话性的亲昵应当是师幼关系的应然状态;狂欢的超越性为理解儿童的“反常”行为提供了新视 角;狂欢主体的沉浸式参与启发了教师主体精神的回血路径;“狂欢式”生活的“生活游戏化”本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课程游戏 化”和“游戏课程化”两者的包容和统一关系。     

幼儿园教师游戏观与幼儿入学准备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幼儿园教师游戏观类型及其与幼儿入学准备的关系,并采用中国幼儿园教师游戏观量表和 幼儿入学准备量表对来自福建省城乡不同性质的674 名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群体的游戏观可以划分 为：“高游戏支持和高学业关注”型和“高游戏支持和低学业关注”型,其中“高游戏支持和高学业关注”型所占比例较低;与“高 游戏支持和低学业关注”类型相比,“高游戏支持和高学业关注”类型幼儿园教师更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入学准备;个体因素（包 括教师专业、教师学历、教师资格等）对幼儿园教师游戏观剖面类型的预测力不显著。     

数字媒体时代的国外游戏文化研究述评

游戏和关于游戏文化的研究传统深厚。数字媒体技术促进了网络游戏的蓬勃发展,国外关于数字媒体时代的游戏研究已成为专门的研究门类,产生了一大批游戏学家。国外的游戏文化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以内容和叙事分析的研究方法探析游戏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以理论辨析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理性勾勒现实生活游戏化的若干情况,以调查访谈的研究方法分析游戏玩家的身份认同。借鉴国外游戏学成果,植根中国网络游戏领域,中国的游戏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游戏规则，伦理学必须牢守的战略要地——必要的生存方式，人类的文明基石，搅局者的禁区

游戏是主要动物群体本能的生存方式。人类游戏是没有物质目的,以人格平等身份自愿参与,在一定时空内依照一定规则进行的自我满足的互动活动。其本质属性为参与者独立、平等、不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本文对游戏与人类文明、社会美德、人类多元文化、游戏规则的历史变迁等方面作简要阐述。游戏规则不断抗拒“农业丛林法则”和“工业丛林法则”的干扰。维护游戏规则是创建后工业化时代的生态文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所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林语堂的少年儿童视域及其价值

21世纪前后,林语堂研究全面启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间,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多研究颇有启发性。但在今林语堂研究中,少年儿童视角一直未得到重视。其实,林语堂有一个独特的少年儿童世界,这既是他自己的,也包括被他形塑的。林语堂还形成独到的少年儿童思想,这在教育、人生观特别是自由、快乐、游戏、梦想中成长的问题等方面最为突出。林语堂的少年儿童文体也值得研究,诸如童言无忌的放逸言说、要言不烦的追问方式、孩子心性的话语表达等都是如此。少年儿童视角之于林语堂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思想性、价值观、人生意义与文体模式的重要存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文化也不无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