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五四小说的文体特点

五四小说由于抒情的出现改变了其内容构成,使得五四小说在叙述角度、叙述方法情节结构和语言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文体特征。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     

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的教育意义

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苏联官方文学中,全知视角占主导地位,且承担教育功能,而内视角一向是被排挤的。高尔基《我的大学》及在其影响下哈萨克斯坦苏联时期作家穆坎诺夫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生活学堂》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两部著作中承担教育功能的是内视角,以见证之"我"为典型,对文本教育意义的阐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教育意义关系的探索,对该时期文本第一人称叙事乃至整个苏联文学的叙事研究至关重要。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现象学、法律与政治——对第一人称研究、规范秩序与行动的方法论反思

本文研究在何种意义上作为第一人称研究的现象学能或者不能处理法律现象。由于法律传统上被定义为一个规范系统或一种规范秩序,目前还不大清楚对体验和某物之被给予性的第一人称进路应如何阐明关于法律现象的有效洞见。各种研究法律现象学的进路之间的差异部分地源于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在本文中,首先,我将呈现现象学如何能够与法律和一般法理论关联起来的五种不同进路;之后,我转向作为一种第一人称研究的现象学,并将这样一种研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即,尽管它处理主体间的和社会的现象,但它如何能或不能处理法律现象;最后,我提出将第一人称研究与政治的视角结合起来,作为研究法律现象学的进路之一。为此,我将考察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及其与法律关联的方式。我从一门行动现象学和多元性的视角澄清了法律如何显现出使行动僵化、从行动中产生并使行动得以可能的多重特征。针对法律现象如何能够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到处理的问题,我提出了一种经过方法论反思的进路。     

浅谈《黑孩子》的叙述视角

《黑孩子》是理查德·赖特的杰作,记录了他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在美国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种叙述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主人公构建自我的需求,有助于读者了解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并赢得读者的同情和理解.然而,第一人称叙述也会使作品变得不可靠,在叙述上偏于主观.尽管如此,它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     

在“过去”、“现实”与“未来”的三重纠结间——近代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近代不少作家尝试摆脱传统的说书人叙事,采用新颖的第一人称叙事.在实践过程中作家在新技巧的诱惑、读者的潜在需要与传统叙事范式和观念阃徘徊纠缠.这些并不成功的实践折射了中图文学转型的复杂与艰难.     

试论君特·格拉斯文本的第一人称叙述魅力

君特·格拉斯是位天才的叙述家。他的《但泽三部曲》主要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文本以个人化、真实、生动又清新的叙述,震撼读者,让读者见微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