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地变更许可的法权表达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4条确立的农用地转用审批行为,是从程序层面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保障。变更农用地用途管制须遵守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这由此确立了农用地用途变更许可制度。在法权逻辑层面,应将农用地用途变更许可行为归结为农用地开发许可法律制度的范畴。以农用地开发许可权的法律属性来定性农用地转用审批行为,可避免农用地转用审批这一事实行为游离于法律思维之外,而处于文本层面的灰色地带。     

分享经济企业动态竞争研究——竞争互动与政府管制

分享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新模式、新业态的典型代表,企业发展面临着动态、多变、跨界的市场竞争环境,解构新兴分享经济企业动态竞争过程对分享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政府现代化治理意义重大.滴滴出行与两家不同竞争对手"竞争态势—决策行为—结果影响—政府管制"的竞争互动过程,符合基于动态竞争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与政府管制理论构建的分享...     

西方金融创新理论述评

西方对金融创新首先提出理论解释的是约束引致假说和管制理论。约束引致假说认为金融创新是银行试图降低与特定资产负债表约束关联的成本。管制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持续的斗争。不完全市场理论认为新金融产品仅仅是金融工具特定因素组合的变化。证券设计和不完全市场模型是以一般均衡理论对金融创新过程模型化。目前尚无金融创新普遍认可和统一的理论。     

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电信管制政策研究

电信业有违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不和谐现象主要有网络重复建设导致资源闲置浪费、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废弃手机及电池回收不力等。循环经济显著的外部性和环境保护的公共性,获取效益的长期性和滞后性以及电信网络互联和全天候安全可靠运行的特殊要求,决定了政府监管电信业的必要性。政府部门应从制定网络设备环保标准,加强设备进网管理的源头入手,在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提高电信运营过程的节能减排效率、推动环保技术改造和新能源开发应用、促进废旧手机大规模回收利用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管制措施,以促进电信业循环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     

礼和刑的历史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礼和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和工具,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规范和约束作用。礼和刑同步源起于夏,自夏朝开始经殷直至西周,既有了礼,也有了刑,到西周时期达到顶峰。礼是指导人们该怎样行为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其功能在于引导说服;刑是对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的规范,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手段,其功能重在制裁和禁止。礼是引导性指导性规范,刑是禁止性处罚性规范。礼和刑有不同归宿。春秋战国时期法取代了刑,礼一方面成为生活礼仪;另一方面上,成为舆论导向和社会教化的德,这就是礼和刑的归宿。礼和刑对现代的道德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借鉴价值。     

IPO 募资双重管制与资源配置——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我国首发市场中针对募集资金的两种管制政策的交互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募资用途和募资额度管制的交互作用会导致募资不足,从而加大公司上市后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引起投资不足. 2009年放开募资额度管制后,公司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但持有过量的超募资金又会引发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持有的超募资金与其长期绩效呈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目前处于酝酿中的IPO注册制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具有参考意义.     

“刑徒”与“徒刑”——兼论秦及汉初刑罚的种类

"刑徒"与"徒刑"含义理解的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两条发展线路——罪奴制与徒刑制。在两条发展线路主导地位的此消彼长中,秦汉时期作为重要的过渡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合出土秦汉简考察传统被称为"劳役刑"的"城旦舂"等刑罚的性质,无刑期以及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行为能力的限制使"身份刑"的概念更符合该类刑罚的实质。     

刑事政策视野下醉驾入刑的正当性论析

从刑事政策的视角看,醉驾入刑是立法机关所作出的一项正确选择。作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醉驾具有入刑的必要性。此外,面对日益严重的醉驾现状,原有的处罚已不足以抑止此类违法行为以充分保护公共交通安全,故将其入刑亦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然而,具有入刑的正当性,并不代表立法规定本身及实施过程中的完美性,入刑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关于我国主刑的几点思考

对于犯人的刑法主要有死刑、自由刑和管制三种,我国法律对于死刑的具体实行方法的确定尚无具体的界定范围;对于自由行和管制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注意的事项的认识和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规范和完善主刑的具体界定,以及更好地完成对于主刑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