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管理理论的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分析

生态管理理论对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文章基于生态管理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要素主要包括五类,并详细分析了各类主体作用于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和法律制度,企业主要通过经营理念和方式,学术机构主要通过创新和人才培养,ENGOs主要通过监督和倡导生态,社会公众主要通过自觉和参与意识。基于以上分析,构建了基于生态管理理论的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模型,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包括协同机制、竞争机制、学习机制和补偿机制。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协同

实现政府协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协同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及执行力不足,导致央地协同问题;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府际间的协同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分散,导致部门之间的协同问题;公务员个体的目标替代,导致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协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央地协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协同;整合部门职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部门协同;理顺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协同。     

《〈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对叶志坚先生质疑的回应

本文针对叶志坚先生《也谈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一文的质疑进行了详细回应,为《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的学术观点做了有力的辩护。本文重申,马克思晚年所作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其主题并非探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而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澄清这一点,有助于合理认识该笔记的学术价值、历史地位,还原马克思晚年思想、晚年探索的本来面目。     

生态农业法律问题研究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由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步过渡到现代化农业,农产品产量逐年增高,品种日益丰富,经济作物、反季作物大规模种植,乡镇企业也逐渐摆脱了落后的小作坊式的形态,企业规模扩大,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自动化、现代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了,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发展生态农业,建设与完善生态农业法律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内在机理及协同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物质富裕,还包括精神充实、生态优美。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耦合共进关系。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契合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是我们党协同推进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共同富裕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生态文明对“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繁荣、热爱自然情怀、科学治理精神、携手合作应对”的追求,为新时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思路、精神文化架构、优良生态条件和行稳致远之基。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为指引,在党的领导、发展方式、文化引领等方面继续探索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的协同路径,厚植共同富裕更加可持续的生态基础。     

必须注重民众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

培养民众生态文明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所在,它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目标,也是推进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还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基本保证。培养民众生态文明意识就是要提高民众生态文明的认识水平,培养民众生态文明的特有情感,养成民众生态文明的良好行为。为此,应着力推行生态文明的现代理念,积极树立生态文明的先进典型,努力开展生态文明的实践运动,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相关法规等,尤其要大力强化与发挥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文化生态视阈下傣族传统文化与生态意蕴——以湾甸傣族乡帕旭村为例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湾甸傣族乡帕旭村历史悠久,生态环境独特。当地的神树、水、竹、水稻种植以及狩猎、采集、山林管护中有大量的生态知识,涉及自然、伦理道德、禁忌、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是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经验智慧,影响着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是抑制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的有效力量。通过“文化生态”的理论视角,运用田野调查和“深描”民族志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弥补目前传统文化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不足,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村寨依赖当地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的研究转向——由“外部援建”转向“内部发生”,从根本上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哲学阐释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文明机理,首先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经纬及其时代使命中发现它的特殊性内涵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范导。在此基础上,厘清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关系,澄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指明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重限度。与此同时,通过反思传统“义利之辨”的核心程式切中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伦理方面形塑现代化的灵魂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现为生成了人类经济文明新形态。它不仅开辟了具有自身特殊性的历史进步模式,更为世界其他文明通往现代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中国方案。     

审美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本文从审美文化的界定入手,分析了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审美文化与科技文化之间社会功能的差异和互补关系。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由于其内在机制的局限可能产生某些负面效应。审美文化有助于科技负面效应的克服,从而在社会功能上形成互补。这种互补只有在两者的渗透和交融中才能实现,以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