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思考

作为我国立法制度中的一个新问题---行政立法,在内容上和实践应用中都需要多加改善。此文中结合我国行政立法程序现状并借鉴国外相关成功的经验,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程序机制的最佳途径。重点强调行政立法中的民主化程序,使行政立法权的运作由“暗箱操作”到公开透明,在处理行政官僚立法、专家参与以及利害关系人参与三者的关系时,应扬长避短妥善的建立行政立法机关、专家以及利害关系人综合参与的模式,建立更加完备的行政立法程序机制。     

从赞成到否定: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类”的态度

文章探讨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概念———“类”的批判过程,指出了费尔巴哈“类”哲学的特点,分析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逻辑,说明了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形成新世界观的必然性     

大城市的人口只能主要靠行政手段调控吗?——基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

中国的大城市,大多数患上了城市病且日趋严重。这些城市是"人满为患"吗?只能靠行政手段调控人口吗?本文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入手回答了这些问题,认为人口承载力的传统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屡屡相悖的原因在于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出现误判,提出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区域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其他因素作为经济因素的成本要素间接影响着区域人口承载力,然后基于生产函数将这一观点进行了数理表达并代入北京的数据进行了论证。以这些分析为据,认为主要用行政手段调控人口是不合理的,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病的直接成因不是人满为患而是"人挤为患"的情况下政策失当,正确的调控方法应该是以业控人、合理布局。     

法律程序与正义法律的形态分析

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公正与不公正的社会问题。正义是法的宗旨和实质,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通过法律程序和正义法律的形态分析的解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法理学主要论题的法律程序与正义法律的形态。     

我国死刑程序运作状况的实证分析

就我国死刑案件审判特殊程序运作状况,对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警察,律师,普通社会公众,服刑人员等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所有调查对象对死刑案件第二审程序规定运作状况的认识;法律职业群体对死刑案件审判程序运作状况的认识;服刑人员和普通公民对死刑案件审判中当事人权利保障问题的认识。根据对问卷的统计、分析得出：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犯罪态势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有修改的必要。为了进一步保证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得到更好地执行和遵守,提出了如下改革建议：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扩大人民监督员和特约检察员对刑事案件审理过程的程序性监督;引入沉默权制度;在审判委员会中,应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声音商标注册条件的探析

新的商标法意见稿将声音商标纳入商标法的保护范围,意味着声音将可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随即引发关于声音商标的注册条件的热议。本文通过结合国内传统商标注册条件和国外的相关规定,分别对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进行分析,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商标法律制度献计献策。     

论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保护与开发

所谓政治资源,是指凡是对政治体系的功能、权威、政治运行机制的效率、政治行为主体的权力、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影响和变动的物质性和非物资性资源。所谓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主要是指由基层政府的政策、规章、制度、税收以及出售的各种公共产品等原因引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的流失。政治资源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政府一些行政人员的素质差、行政权力无序运行、行政行为不当造成的。要保护好这些资源,可采取依法出售公共产品、保护集体资产、提高行政人员素质、建立正常的渲泄机制等措施。同时可组织专业人员下乡、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制度创新、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等办法开发新的政治资源     

给付行政之法律保留适用探讨

给付行政是否适用或何种范围上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论,其原因在于给付行政不是基于传统行政法学方法论所提出的法学概念。鉴于给付行政概念及其范畴的复杂性,给付行政是否适用法律保留,须结合以下多个要素考量:给付行政是否属于高权行政,是否基于公民主观公权利的给付,是否通过公法方式实施,是否处于紧急状态,是否存在对待给付,给付行政与侵害行政是否可分,部分给付行政不适用严格的法律保留,但仍受到行政法基本原则、最低限度的正当法律程序、基于生存权可诉性的制约。     

"无领导小组讨论"在行管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检视传统的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根源在于仍然没有摆脱对学生主体性的漠视和＂主客体二分＂的思维范式的束缚。根据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要求,＂无领导小组讨论＂在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文章讨论了在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中实施＂无领导小组讨论＂的基本流程。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