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早期人学思想

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抽象劳动的能动性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出发,论证了人的类存在和对象性存在,强调了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质的统一,由于对异化劳动的考察规定和结果,马克思最终将社会实践与人的类本质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劳动或实践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构成了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点。     

论沉默权的价值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价值体现在 :它可以增强辩方的防御能力 ,是形式上保持控辩双方对抗格局的重要因素 ,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构造平衡 ;有助于刑事诉讼公正、科学、文明地进行 ;也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沉默权不仅有其程序性价值 ,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人格尊严的极大尊重 ,沉默权制度是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     

加入WTO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行政现代化是伴随工业社会而出现的一种政府发展模式和发展过程,其主要标准有职权分化、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专业化和高效化.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面临来自经济体制,法律法规体系和人才等方面的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会促使中国政府进行一系列行政改革,从而推动中国行政走向现代化.     

略论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行政决策是建立在经济、科学和社会活动日在复杂,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基础上的,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推进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论行政居间裁决案件的司法救济

行政机关的居间裁决是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以行政主体的身份,依照法律对民事纠纷行使职权作出的行政裁决。如果当事人对此类裁决不服,如何寻求有效的司法救济,在实践中陷入困境。当事人诉讼是日本颇具特色的诉讼制度,它以法律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同时行政厅要受法院裁判的约束,具有民事诉讼的特征而不强烈地具有行政诉讼的特色。该制度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在我国原有的诉讼模式的基础之上应该根据实践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当事人诉讼。     

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的功能为视角

审前程序是司法改革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审前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附属性功能受到了重视,但其独立性功能仍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对独立性功能的价值分析和正当性研究,可得知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具有相继关系和并立关系.通过对几个国家审前程序立法例的比较,可看出我国在这一程序设计上的缺失及民事诉讼程序的结构性缺陷,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确立答辩失权制度,建立预审制度,实行审前法官和庭审法官相分离,继续完善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构建多元化的审前程序结案方式等.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治与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定位与调整.在我国现代化转型道路上.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的均衡逐渐改变,功利本位形塑冲突结构与高风险社会的形成,社会内部交易成本不断累加以及西方民主模式的现实挑战,决定了追求和谐是当代中国必然的现实选择.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道路和我国社会独有的内在特质,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以冲突为基点的政治与行政模式,而以合作为基点的合作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在合作主义的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如下调整与改造:行政过程要始终贯穿政治的思维与实践;促成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以显规则治理替代潜规则治理;推动"强政府-大市场-有序社会"组合的构建过程.     

权力冲突下的学术强化假象与管理隐患分析

高等学校存在行政与学术两种权力,很多时候后者服从前者,所以两种权力之间存在冲突,但学术是立校之本,忽视学术权力的行政权力会使高校的发展偏离正轨。部门管理者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出强化学术行为的假象以规避行政与学术的矛盾,“弼马温”的管理模式由此产生,该种管理思路会产生很多隐患：以一团和气抵消团队建设;小人得势并危及高层管理者的领导权威;大浪淘尽优秀员工使得教师团队变为“矮人国”。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中泵告资格的确立与规则设计

近年来,行政行为侵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此必须解决原告资格问题。我国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既有法理基础、又有现实依据,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公民可以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以保护公益、防止滥诉、有利监督为基本原则,在立法、律师援助、鼓励措施、滥诉制约等方面进行完善。     

安理会改革程序问题简析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尤其是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问题应由联合国大会决定，五大国对此不享有否决权，但有批准权。强行表决既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缔约目的，也不符合联合国惯例。增加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宪章》的法律空白而不是“灰色区域”，不宜在现有的表决制度中寻求表决，而应协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