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与潜力的实证与对策——基于引力模型的应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双边商品贸易流量与潜力,但将其引入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服务贸易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与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引力模型能有效地解释国际双边服务贸易流量和潜力;影响我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因素依次为GDP、APEC、距离及FDI等四个方面;在我国30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中,有12个与我国的服务贸易过度,18个与我国服务贸易不足.     

本地市场效应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基于中国1996～2009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了1996～2009年在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并运用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都有促进作用,但对深度边际的影响更大;同时,本地市场效应对中高技术行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     

1919～1929年拉达克与中国新疆、西藏的贸易

本文主要依据来自英国印度事务部的贸易档案资料,对1919～1929年拉达克与中国新疆和西藏的贸易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和分析,归纳出这一时期它们之间在贸易额、主要贸易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呈现的特点,揭示出影响这一贸易的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     

论知识产权与贸易自由的目标协同性

知识产权与贸易自由共生于市场,并以市场主体的充分获利和资源有效配置为共同目标.贸易自由表现为上位的价值取向和指导原则,而知识产权则以法律制度构建的形式由此展开.二者间的契合和协调以市场竞争为关联,形成产权制度、竞争及贸易自由的实现机制.同时,由于知识产权客体表现为人类智力成果,因此科技进步也构成目标协同性实现机制的重要影响因子.     

论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

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可分为朝贡贸易政策、海洋贸易政策、陆路沿边贸易政策三部分。总的来看,清朝前期对东南亚实行的是较为友好稳定的开放贸易政策。清政府一直开放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虽然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曾短期禁止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并在乾隆二十二年后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但一直准许东南亚商船来华贸易。虽然在乾隆中后期曾短期关闭与缅甸、安南的边境贸易,但在多数时间里允许中外商民自由往来。清朝制定对东南亚贸易政策的初衷不是裕国富民,而是从属于封贡秩序的维系与重建。     

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定位与可行性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是目前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内容.在新一轮以服务业和现代产业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加快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是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促进和完善,也是加快发展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京、津、冀三地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相差较大,但也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应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以促进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     

清康雍时期远东商业优势的争夺--论澳门与巴达维亚的贸易关系

17世纪早期 ,葡荷两个欧洲国家分别以澳门和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为据点 ,争夺在远东的商业优势。然而 ,至康熙、雍正两朝 ,澳门与巴达维亚之间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合作 ,两地间建立了持续性的贸易关系 ;这种贸易关系促进了葡荷两国东方商业利益的发展 ,揭示了中外贸易关系对早期东西方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也反映了澳门港在中外贸易关系中的独特作用。     

集体和私营企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从1992年至2002年

本文研究了1992～2002年集体和私营企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发现了两个重要现象。第一，1992～2002年前三季度，集体和私营企业的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对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作出重要贡献；第二，从1997年开始，集体和私营企业的净出口额由负转正且呈持续、快速扩大的态势，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本文初步解释了产生这两大变化的原因并做出简要预测。     

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及中国的对策——在WTO框架下

本文分析了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与现行的WTO规则的关系问题,从WTO相关协议条款和案件裁决的角度,论证了现行的WTO规则无法容纳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为了阻止DSB在裁决中将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逐步合法化,中国应该明确自身立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将与产品不相关的PPM环境贸易措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禁止滥用与产品不相关的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     

金融发展、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迅速发展成为服务贸易大国,但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整体偏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平稳增长。以全球主要服务贸易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业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均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第二,货物贸易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三,无论从金融规模还是金融效率来看,金融发展程度都会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