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论中国法学教育科学发展的路径

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存在虚假繁荣的问题,这种假象困扰着法学教育的科学发展。实现法学教育科学发展的前提是厘清法学教育科学发展的实质这一命题,梳理“为什么要发展法学教育,为谁发展法学教育,发展什么样的法学教育以及怎样发展法学教育”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在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树立以人为本、以法治建设为本、以社会和谐为本的标准,坚持精英化的法学教育基本路径,并在这一路径下完成校正法学教育发展的积弊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以浙南XF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国家权力主导阶段,乡村民主萌生阶段,家族文化复兴阶段,经济能人村治阶段。但是,这四种村治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法治型村治模式。当前,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就要做到:加强村委会选举的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农民文娱组织,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影响;通过政治社会化提升农民素质;整合和扩大农村政治资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多层次文化体系构建探析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多层次文化体系建设,既要求准确把握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三者各自的内容与作用,又要求在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精英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三种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各文化要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进程。     

乡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

分析陕西Y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过程可见,乡村政治精英权力的变迁一般经历三个阶段：权力建立阶段——身份性权力、权力发展阶段——能力性权力、权力强化阶段——契约性权力,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导型权力的阶段性、各权力类型的相互依存性及角色转换和权力变迁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体制的安排、资源配置方式、乡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精英个人因素等,其权力变迁与村庄发展相关,实践逻辑包括：规范政治精英的权力变迁,发挥它在村庄发展中的具体功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加强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监督力度。     

论西欧低地国家与北约的建立及在初期发展中的作用

西欧低地国家在北约的成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北约组织的创立、北约军事战略的确立与深化、北约军事—政治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等多个方面,这种作用影响独特而且深远,并且为美英等大国所无法替代。低地国家其政治作用的基础在于其独有的社会文化、地理位置以及地缘政治历史,以及美苏战后冷战斗争的历史发展。     

《释名》成书考辨

《释名》篇目今传二十七篇,毕沅以为原来曾有三十篇,根据《韦曜传》所栽和类书所引相关篇目考之,毕说较为可信。署名毕沅的《释名疏证序》可能为洪亮吉代作,准此,则该序与同署为毕氏的《补释名》观点抵牾问题可以释疑。关于《释名》的成书时间,毕沅、洪亮吉、叶德炯、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各有得失。从题署、郡制、州制、交往、物事等方面综合论证,可将《释名》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210年前后。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新莽时期公制、将军制与州制述论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复古改制。在官制改革中,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三公制度、将军制及州制的变革。变革的结果就是＂公＂一级的官员数量极大增加,将军号也增殖到泛滥的地步,尤其是二者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相结合,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统治效能。而公府地方化、将军号增殖、州牧制度的建立等变化也正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制度的渊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