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上市:谨防治理风险累积而触礁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众多中国优秀企业纷纷踏上海外上市之路。然而,近期这些海外上市公司却出现了集体触礁。据报道,今年三月以来,已有24家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师提出辞职或曝光财务问题,19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遭停牌或摘牌。受此影响,其它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股票暴跌,正运作赴美IPO的公司也陷入尴尬,中国公司的海外声誉大幅滑坡。     

中小型制造企业竞争优先权关系实证研究

制造战略竞争优先权关系研究是制造战略研究的重要分支.中小企业作为企业群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高效率、高灵活性等一系列优点.本文将从中小型企业的角度出发,对该类企业的战略竞争优先权进行验证性实证分析.本文结合2001年国际制造战略调查(IMSS)数据样本,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企业竞争优先权之间的关系以及竞争优先权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竞争优先权和绩效关系模型.结果显示,中小型制造企业竞争优先权关系符合累积关系,但累积关系排序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在企业绩效方面,重视多种竞争能力的企业优于那些重视单一能力的企业.     

第四方物流中基于多维权的有向图模型及算法

考虑客户风险偏好对第四方物流路径优化的影响,将客户的行为因素引入到决策中,提出一种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第四方物流路径优化模型。用累积前景理论的前景价值作为客户的期望效用和最优目标,以此来构建改进蚁群算法的评价函数,用基于混合行为的蚁群算法求解出客户满意的最佳物流路径方案。并与效用最大化模型和前景理论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仿真和实验数据说明该方法得到的路径方案客户满意度高,从而证明该模型及求解算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从累积学习法看小学语文中的古诗词教学

古诗词的学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颇具份量,如何进行高效的教学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小学生的古典文化知识储备相对不足,这就造成了他们体味其用词精巧,理解其意境,感受其蕴含的情感等上面的困难。面对这些难点,本文拟从加涅的累积学习法出发,给出一些教学上的建议。     

《民法典》背景下药物临床试验中的侵权责任

COVID-19疫情进一步推动了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而此类侵权纠纷的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混乱的状态。在《民法典》出台的背景下,应明确临床试验行为并非诊疗行为,不能适用医疗损害责任规则,需要协调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适用,做好受试者、发起人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利益衡量,全面保障受试者的权益。《民法典》第1008条直接表明了规范对象,却没有规定法律后果,难以单独发挥损害救济作用。另外,不能直接借鉴比较法上适用特殊归责原则的做法,药物临床试验侵权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仍应是《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适用过错原则。在认定侵权责任时还应考量《赫尔辛基宣言》的价值取向,准确认定其中的过错与违法性,可利用盖然因果关系、善良管理人等特殊标准,以平衡当事人利益。     

论我国《合同法》有关试用买卖规定的完善

试用买卖是一种特种买卖。我国《合同法》在170条和171条首次对其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过于简单,仅涉及试用期间和试用买卖效果的规定,对于承认、标的物风险负担、试用期间的法律后果及其试用费用承担等方面规定有必要进一步研讨并完善。     

持续不平等与贫困的累积

市场经济的效率功能并没有解决不平等与贫困这一经济社会问题.贫困是经济性权利与非经济性权利相对缺乏的不平等状态.贫者和富者在持续不平等条件下的无限重复动态博弈,促使两者的差距即贫困的累积呈现出递增趋势,但它也受人们对贫困的容忍程度诸如贫困的外部性、经济波动与增长、环境退化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因素的约束.而对这种约束条件的改善,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为贫困的累积扩展了新空间.     

论法国国际私法中协议管辖权条款的转移

在国际事务中,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条款或法院管辖权条款来约定解决其合同争议的方式.但是这种条款相对于主合同的分离性会使他们在合同的转移或转让过程中产生很多问题.这些条款可不可以与主合同一起转移或转让给其他第三人呢?该如何来判定其适用的法律呢?在这两个条款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差异呢?我们可以通过法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国内案例和欧盟法院的案例,在这方面获得一些启发.     

论我国公司股东知情权和累积投票权的实现

新《公司法》极大地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具有根本性突破、创新和内容更加丰富了的法,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遗憾。股东充分实现知情权仍存在一定的障碍,还不能查阅公司各种原始会计凭证资料,也不能借助外部会计师对公司各种文件进行审计分析。在累积投票上也是偏向公司的大股东和控股股东,中小股东的利益还是未能充分考虑进来。所以应推行强制的累积投票和对大股东的投票权进行合理的限制才能真正体现平等和公平。     

离婚苛刻条款的利弊分析

十年来离婚绝对数只增不减,有人提出应当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离婚苛刻条款",以限制离婚数量的增长,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妇女权益。但在我国推行该制度,则明显弊大于利:与夫妻感情破裂理论不符合,容易对婚姻自由造成损害,对离婚当事人一方损害,容易造成法官权力滥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制度功能难以实现等。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离婚问题的基本原则,所以不赞成将该条款纳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它不是解决轻率离婚和规避法律离婚的恰当制度途径。确保婚姻家庭稳定较优的途径应当是倡导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完善征信体系,相对增加离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