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小说语言：从工具性到本体性

从强调白话的实用意义到关注白话的美学品格,从工具层面的思想传输,到本体层面的价值呈现,五四小说语言的变革不再是被动选择,正逐步向语言的本质靠近,从而直接亲近了时代,亲近了大众,亲近了生活的原生态感受.五四小说开创了从工具性到本体性的新的语言之道,但也存在误区.这一历史进程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深入考察不仅是论题的需要,对于今天再造文学语言的诗性辉煌也不无裨益.     

社群主义的公民观及其教育

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西方国家的一种主流政治哲学思潮.社群主义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一定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一种公民教育思潮,社群主义倡导培养一种追求公共善、道德优先和社群优先的极具责任感的公民.为了培养这种公民,社群主义认为:在教育价值观方面,提倡公共善的优先性;在教育目标方面,培养有美德的积极公民;在教育内容方面,注重社群历史文化的教育意义;在教育途径方面,构建国家、社群、学校与教师“四位一体”的培育体系;在教育方法方面,强调公民的实践参与.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论人身自由权的暂时性法律保护——以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为视角

人身自由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权利,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通过宪法确认,由具体的法律制度落实。我国法律制度中缺乏对行政权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制约,从而使得人身自由权遭到严重侵害。暂时性法律保护的权力制约性、暂时性、及时性（中止性）和救济中的救济能够实现人身自由权的保护。人身自由权遭受严重损害的现实和现有的监督机制不足以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必然。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政策要求、国外的成功经验、民法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践经验以及刑罚执行上的“刀下留人”的经验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可能。暂时性人身自由的法律保护制度适用于行政行为。借鉴西方人身保护状制度、建立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事前报告审查和行政相对人请求保护制度,能够实现人身自由的暂时性法律保护。     

尼采的“冲动”学说

本文基于尼采的早期著作《朝霞》,对尼采的“冲动”学说进行解读。尼采引入冲动一词源于对于道德的批判,以表达他对于人的自我的全新理解。本文致力于从概念上廓清尼采使用的“冲动”一词,归根结底,“冲动”的概念可以通过诉诸价值、欲望和行动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而进行说明;考察了冲动的来源,冲动的演化过程,以期能够解释“冲动”何以被视为一系列汇聚起来的集合体;最后,对“冲动”本质上可以用目的论来说明的观点进行反驳,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谱系学的理解。     

弗雷格-吉奇难题及其解决方案论析

“弗雷格-吉奇难题”是当代元伦理学非认知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它表明非认知主义不是行之有效的道德语义学理论。非认知主义者试图通过修补其语义学理论来解决这一难题,一些同情非认知主义的哲学家也希望通过“紧缩论”等办法来帮助解决问题,但研究表明这些方案均不成功。     

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探析

荀子从建构“群居和一”的交往共同体出发阐释其礼乐美学思想,礼、乐、诗作为共同体整合的文化资源而被其赋予“先王之道”的价值权威。情性的约束规范是荀子礼乐美学交往论内涵的中心话题,他倡导“情文具尽”的交往,追求礼义与情性的平衡美和礼义所建构的秩序美。荀子深入阐释乐的交往和合审美内涵,强化“乐”对君子品格美的培养。《诗》承载着礼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具有深刻的交往意义。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     

论巴蜀文化与来知德的美学精神

巴蜀地处盆地,四面环山,但巴蜀先民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努力开拓,冲破自然的束缚,向外发展.这种态度深深积淀在巴蜀人心底,逐渐形成了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明末巴蜀学者来知德不臣服和恪守权威、传统,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格去其物欲"以及"文能载道,何害于文"的美学观点,以正人心和世风.这正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在来知德美学思想中的折射,也是巴蜀美学精神的特点所在.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无限主义与强推论创造主义的相容性研究

无限主义是当代解决阿格里帕三难问题的一种进路,但学界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无限主义无法解释认知辩护的来源问题。面对这一批评,无限主义者主张推论活动本身也具有创造辩护的功能。坚持推论创造主义使得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推论工具主义的内涵,但强推论创造主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以涂厉(John Turri)为代表的无限主义者或者无法说明为什么信念辩护可以从无到有,或者无法让强推论创造主义与无限主义相容。排除了强推论创造主义,弱推论创造主义或许是无限主义的一个有希望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