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同情:萨特传记批评的主体间性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是萨特进行传记批评的基本方法,该方法深受现象学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他人经验的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继承了胡塞尔的"同感"理论,并发展成为具有主体间性的"审美同情"。存在主义精神分析通过对个体命运进行追溯和还原,努力实现对他人经验进行整体化研究的目的。萨特撰写的精神分析传记作品开辟了作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思路。     

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

宋代私家撰写的碑志行状,是国史馆修撰臣僚传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代修撰《宋史》列传大致保存了宋代国史和实录的原貌,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私家所撰的碑志行状。但是,由于两者性质和立场不同,《宋史》列传和行状在叙事语境、史料取材和人物评论等方面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叙事语境上,前者侧重整体,突出国家兼顾个人;后者侧重个体,突出个人兼顾家族。在史料取材上,前者求真求实,后者兼采虚诞之谈。在人物评论上,前者褒贬分明,后者有褒无贬。总之,《宋史》列传与私家传记在史料价值上各有短长,不应盲目抬高官方正史,也不应刻意贬低私家传记,两者参考互证,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全面的认识。     

宋濂传记文艺术成就与时代影响

宋濂传记文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传主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作者综合运用多种写人艺术、高超叙事技巧和浓郁抒情笔法,取得较好艺术效果。宋濂传记文艺术主要源自继承和发展秦汉史传传统和唐宋韩柳传记文成就,他是明前传记文成就的集大成者,其传记文创作开启明代中后期平民传记文创作的先河,也推动了中晚明人文气息浓厚的小品文出现,并开创明清传记传奇化写作风尚。宋濂传记文成就非凡,贡献卓著。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汉代文化研究”与我的学术道路

"汉代文化研究"栏目创办于1986年,原名为"南阳汉代画像石研究",1989年更名为"东汉文史研究",1994年改为现名。至今已经出版整整100期,100期对时间的长河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刊物来说,已经匆匆走过了22年。22年的时光流转,22年的编辑新老更替,每个编辑办好这个栏目的赤心却始终不改。该栏目吸引了全国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的稿件,共发表汉代文化研究论文321篇,其中有60余篇被权威文摘刊物转摘,先后获得"栏目设置优秀奖"、"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等荣誉,《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河南省报刊动态》、《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都曾对该栏目做过报道,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里,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表示祝贺,他们关心我刊,支持我刊,为我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现以笔谈形式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现当代诗学研究：祝贺、观感和期冀

本栏目于2004年第4期创办,逐期连续刊出诗学论文专辑,迄今已有整整5年,到本期正好是第30期。在这5年里,本栏目发表了现当代诗学研究论文150余篇。为了表达对众多关心、支持本栏目的作者的敬意和谢意,也为了对本栏目作一点纪念性的总结与展望,这一期特地推出“关于现当代诗学研究”专辑。编辑部以特稿邀约函的方式向曾在本栏目发表论文的作者们发出倡议后,得到了大多数作者的响应,并慨然赐稿,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研究

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画家传记创作是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繁荣的表现是传记作者队伍壮大,作品数量繁多,出现一人多传的现象。     

论巴金的传记文学创作

巴金的传记文学接受、翻译和创作到目前为止还没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实际上,巴金的觉醒和巴金文学的诞生都离不开传记文学作品的滋养,他的革命家传记是以人格为中心的英雄叙事,他的自传则是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个人叙事。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兴起的历史中,巴金的翻译和创作必将留下多彩的一笔。     

从“文史异辙”看“正史”传记的缺憾

本以古代“史异辙”的史学观念为切入点,剖析了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传记所普遍存在的病症,如作家主体意识的消退、人物形象的干瘪、语言的枯淡等,并指出了对“正史”传记进行系统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