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现象学诠释”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在一些方面与康德严重不符,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他把康德的"先验哲学"替换为"本体论",并把"本体论"理解为"一般形而上学",进而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奠基獉獉;他把先验想象力视为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内的全部纯粹理性的核心獉獉;他把康德的时间理解为对此在的有限性的证明獉獉。海德格尔自诩的这种"粗暴式的解读"完全出于服务其基础本体论的目的。     

“治庸风暴”：向不作为官员亮剑

长期以来,中国一些政府机关因为效能不高广受诟病。为此,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如山西、湖南、浙江、江苏、新疆等地,近一年来,刮起了一股“治庸治懒”风暴。     

现代性历程中的文学场

文学生产场的概念是法国人类学、社会学家布迪厄突破形式文学观念,将结构和历史视野辨证统一起来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将文学重新置入社会文化语境,并揭示这一场域的空间结构和资本逻辑。布迪厄的文学场观念对于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文学和文化在这一观照中与历史变迁、社会分层和权力博弈的关系被曝露出来。     

吉登斯民主视野中的情感研究

吉登斯把其"交往理性"应用到情感领域中,提出了"情感民主"的理念。建立情感民主既是现代性的需要,又是积蓄坚持和恢复传统的动力和压力的结果。人类爱的情感经历了三步曲:激情之爱、浪漫之爱和融汇之爱,融汇之爱是迄今为止情感民主的最理想形式。吉登斯倡导要通过变革,实现亲密关系向纯粹关系、信任关系的一系列转化,以达到情感生活的民主化,这是亲密关系变革的实质内容。     

关于纯粹文化对象的逻辑确证

文化定义作为研究对象的确定手段是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的合理解决,其症结在于认识上的经验主义方法的逻辑局限性.对此,理性主义的替代策略为,直接以具有普遍认识效力的逻辑分析方法寻找文化对象,而这一工作可以分解为两个步骤:一般地抽象推定普遍文化的存在和具体地分析推导普遍文化存在的内涵.后者为描述确证,前者即所谓逻辑确证.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纯诗"追求

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提出了"纯诗"的主张,强调新诗的本体地位,坚持在感情世界与哲理殿堂中挖掘诗,创立有意味的现代自由体诗形,在"化古"与"化欧"的完美结合上,创造纯粹的现代诗歌.现代诗人对于诗歌"纯粹化"的寻求,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新诗艺术的精进和成功.     

不纯正不作为犯研究

不作为犯罪历来是刑法学领域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而刑法学界关于不作为犯罪的争论又几乎全部围绕不纯正不作为犯而展开。其被大陆法系刑法学界称为是"未解之题"或"最难且未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难题"。由此,不纯正不作为犯之问题研究对于我国乃至世界刑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可见一斑。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研究远远没有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入。本文将对以往刑法学界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以期对今后我国刑法学理论的发展有所裨益。     

社会存在与社会认识--浅论马克思的哲学范式革命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最集中地体现在其社会存在论上 ,正是它彻底地摧毁了“绝对存在”的神话与“纯粹知识”的幻想 ,并因此引发了哲学范式的重大革命。通过将抽象绝对、超历史的存在还原为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 ,通过阐明“劳动 -交往 -认识”三位一体的全新实践观 ,马克思从根本上消解了存在与意识、理念界与现实界、认识与实践的狭隘对立 ,从而完全颠覆了“在社会实践之外、从抽象本体出发去思辨演绎世界及其历史”的旧哲学范式 ,并最终创立了始终植根于实践、将世界万物和人类历史理解为作为社会实践之产物的社会存在物的全新哲学范式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研究

不作为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在考察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时,我们需要联系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来进行研究。对不作为犯其实行行为的认定应当结合其实行行为性、等价性以及其实行行为"着手"来考察,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应当联系作为义务予以具体的认定。     

对凯尔森之纯粹法理论的反向探讨

传统法哲学领域中存在着两大理论类型,即自然法理论和经验法律实证主义理论。长久以来。不少人以为这两大理论非但互相排斥,更共同穷尽了法律理论的一切可能。若承认这两大传统理论类型并且认为其穷尽一切可能并排除其它理论类型,将会产生法学上二律背反问题。凯尔森通过引入法律与事实关系的命题解决了这一难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纯粹法理论。但是,凯尔森并没有论证纯粹法理论的对立面存在的可能性。通过对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的反向探讨,问题的实质将会转向道德与事实的关系上。对道德与事实关系的论述,将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