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支撑力视域下版权商业维权问题探讨

以市场利益为内在驱动,经商业策略运作形成规模效应的版权维权诉讼,由于维权的商业牟利特性,诉讼权利基础一直处于位份不当的尴尬处境。基于权利人自觉标准,商业维权划分为“委托代理型”和“权利获取型”两种模式,尤其是“权利获取型”维权之基础,受到《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主体职能规定以及法经济学视角下社会无谓损失、经济效率等原则排斥。因此,为革除时弊,有必要从主体资格审查、“三振出局”模式引入、量化损失、设置禁诉期等方面加以规制。     

论被辨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

辨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侦查手段,在确认犯罪嫌疑人和侦破案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我国关于辨认中犯罪嫌疑人所享权利的规定存在空缺,实践中一些错误主持辨认的行为也侵犯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利于被辨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梳理我国被辨认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现状,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我国立法应当从知情权、获得帮助权和救济权等三个方面对犯罪嫌疑人在辨认中享有的权利进行完善,以贯彻落实“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论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3款确立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但权利客体范围尚未明确。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判断,应结合我国设立可携带权的立法初衷、数据的权属界分、关涉主体的利益平衡等因素综合考量。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具体设置上,应采取普适性规定与弹性处理相结合的方式。普适性规则下,可从“个人信息定义”“信息主体提供”“禁止损害第三方权益”等方面对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进行多层次限定,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最低标准。同时,可由个人信息控制者在最低标准的基础上拟定自治细则,报行业协会和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并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对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范围进行动态调整。     

《民法典》时代中国商事权利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民商合一”为立法指导思想,但相关商法规则并未能彰显商法的特殊性,部分商事权利规则更是存在重述性规则过多、以民法的权利思维定式表达商事权利等局限,难以满足商事实践需求。商事权利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且基于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差异、民事权利体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商事权利的特殊性,构建独立的商事权利体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在《民法典》时代,构建商事权利体系有助于推进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保障商事权利的实现、促进相关规范的准确适用,此亦是在商法层面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精神的重要呈现。我国在构建商事权利体系的过程中,需正确处理民事与商事权利体系之间的关系,关注商事权利在特权性与限权性之间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明确我国商事权利的基本类型与内容。     

我国环境权之探究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核心问题。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权作为与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其地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提出"环境权"这一概念以来,几十年过去了,理论上的混乱、立法上的迟缓和司法实践中的被排斥,与学者们当初提出"环境权"时的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是对现有的环境权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出环境权处于困境的原因,并提出走出困境的设想。     

论人身权的法律保护

人身权和财产权是侵权法保护的客体.要实现人身权的保护,最为重要的是公民在价值观念上的转变,即由传统的重视有形财产权向现代的重视人身权观念转变.当前在我国法律实践界出现了一些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型权利形态,这些权利之所以以前没有出现,要么是权利的自然属性受到了压制,要么是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不足.这些新权利实质上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公民权利意识启发的开端,预示着中国的法治建设步入了正常的轨道.     

论康德道德哲学的两种义务体系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中,义务是其讨论的核心内容。康德晚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集中讨论了两种义务论体系,即法律(权利)义务体系和伦理(德性)义务体系。对这两种义务论体系的探讨展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践哲学品格。     

专利申请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以美国专利法为现实对象

专利申请书中权利请求项部分的撰写,是整个专利申请过程的核心。对于专利工程师而言,不但需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申请策略以使技术获得最充分的保护,而且还要注意平衡各参与人之间的贡献和收益。结合美国专利法的部分条文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一些权利配置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