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     

民族性的“遮蔽”及其背后——论沈雁冰对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译介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场域中,作为西方最前沿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爱尔兰戏剧经由沈雁冰、郭沫若等文人的译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因其所内蕴的反帝反殖语境与民族主义诉求而与中国社会的“救亡”主题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其中,爱尔兰戏剧家格雷戈里夫人的剧本得到沈雁冰更多的译介。但是,在“五四”时期“反抗与解放”的文学主题语境中,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民族性暗示乃至爱尔兰戏剧运动整体的民族独立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其价值意蕴最终也只能落脚于“讽刺剧”“道德剧”等文体层面。这一方面表明,译介本身或许就是一场从原文到译文的歧义丛生的理论旅行;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政治意义总是具有张力地在译介的过程中与社会需求相互映照、相互作用。     

东方启蒙作为反写欧洲中心主义话语谱系研究

西方思想界有两种相对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西方丑化东方的“正写欧洲中心主义”,另一种是批判西方美化东方的“反写欧洲中心主义”。考察后者即东方启蒙话语谱系及其历史语境可知,强调东方的积极面,起点是要解决西方现代转向及之后的问题,是西方在其特定历史语境中自我批判和反思的手段,反映了西方思想的张力和活力,我们征用其批判修辞的同时应警惕其中的陷阱。     

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

本文分析了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推行过程中的生命周期现象,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福利观念,并从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出发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趋势作了概括性展望     

对法律惩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进路

从历史、文学、宗教和社会实践的观察中,人们会发现:在人类社会关系的构建中,惩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惩罚意味着痛苦,是对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剥夺,被道德家们认为是一种恶,但道德家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必要的恶。那么,如何理解和认识惩罚这种现象呢?惩罚的正当性又何在呢?众所周知,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报应主义和以边沁、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为此提供了不同的证明。报应主义主张正义和应得,功利主义主张社会利益最大化。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惩罚,如何看待两种惩罚理论的呢?一般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关于惩罚的理论。格兰…     

搭建多层次的道德规范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面临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一是遭遇“道德无序”或“道德缺位”的实利主义时代；二是在道德准则上呈现超高标准化的“圣贤道德”的特征，一下子难以进入实践层面。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社群主义的公民观及其教育

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西方国家的一种主流政治哲学思潮.社群主义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一定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一种公民教育思潮,社群主义倡导培养一种追求公共善、道德优先和社群优先的极具责任感的公民.为了培养这种公民,社群主义认为:在教育价值观方面,提倡公共善的优先性;在教育目标方面,培养有美德的积极公民;在教育内容方面,注重社群历史文化的教育意义;在教育途径方面,构建国家、社群、学校与教师“四位一体”的培育体系;在教育方法方面,强调公民的实践参与.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