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农业产业化是实现现代农业的根本途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必须加强和扶持龙头企业建设;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加强基地建设;加快推进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中介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把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产业化发展的动力。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林改后的村庄社区资源的再组织化问题探讨

2008年全面铺开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村庄社区组织资源的重塑产生了诸多层面的影响,并深刻地影响了农村村级治理的效果。本文认为,林改后村庄社区再组织化的可能资源有内外两种:外部包括林业站新功能的扩展和外来公司,它们可以起到促进乡村的再组织化;内部包括林改后的村两委以及林业合作组织。通过多种组织资源的介入与治理,可以形成优质的村庄社群质量,达到村庄的善治,重构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态并重的包容性发展。     

农民组织化还是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当前农民出路的社会学思考

解决农村贫困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民组织的＂异化＂使农民组织的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化障碍制约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城市化产生了体制性冲突。因地制宜找到适合本地发展的模式是农民的最佳出路,但农村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将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     

论组织化社会中的信任

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上,工业社会已经可以称为"组织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与社会的组织化相伴生的是一种契约型信任.契约型信任从属于以分工一协作形式出现的集体行动的要求,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化的信任,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从契约型信任在工业社会的表现来看,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能够使整个社会的行为成本降低.特别是在组织活动中,是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组织效率的有效途径.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信任的秩序功能将会日益凸显出来.     

社会的本质新探──基于人的极限及人类组织化的分析

本文认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的极限,而组织化是人类克服自身极限的有效途径,通过组织化,使专业分工不同的个人在集体中形成了整合的力量。组织化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社会。     

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农民组织化视角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兴起新一波的工商资本下乡热潮,迫切要求建立资本下乡促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新一波资本下乡的兴起源于农村利润空间及国家政策支持,其客观效果是使农民卷入到更广泛的市场体系中,获得收入增长的机遇。实践经验表明,在具体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工商资本与乡村社会互动面临的交易成本困境、公共资源配置困境及利益再分配困境,均可以通过村社组织有效破解。与其它合作经济组织相比,我国的村社组织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基层组织,具有组织成本优势、资源优势和合法性优势,因而能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基础。     

国家主导型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建构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日韩农协组建的再考察

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发挥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日韩农协组建历史的考察,研究发现：人多地少、以自耕农为主的东亚小农社会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特殊经验,即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地建构农民自治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借助横向合作属性与纵向规模效应的有效互促,实现农村“公益”的发展。这种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建构过程,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学习借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基于国家法团主义对农民进行再组织,构建有效的联结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村党支部引领组建的合作社作为单位农协,再改革现有的供销社纵向组织体系是较为现实的路径。     

入世后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障碍与对策

入世后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本应是我国的优势,但入世以来,这类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却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与我们入世前的研究预测不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消除农产品出口贸易障碍,农产品出口必须实行标准化、组织化和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