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中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及防范

“购买服务”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组织化的参与径路。购买社区矫正服务对我国社区矫正实践的意义在于：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将社区矫正服务的提供和生产相分离，使矫正机构可以真正成为服务质量的监督者和负责人；推动全国社区矫正服务标准化；促进社区矫正平衡发展问题的解决。当然，购买社区矫正服务也存在腐败、过度市场化、供给匮乏和监督不力等风险，应当通过制度进行防范。为此应当对承接社区矫正服务的社会组织主体资格进行限制，为社区矫正服务的“市场化”划定界限，构建矫正机构固有核心职能的“负面清单”制度，积极弥补“市场化”缺陷。     

为什么要关注弱者政治学?

"强者/弱者政治学"是由包利民教授提出的政治理解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沟通与理解古今政治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尝试为当代政治状况的组织化问题提出一种应对方式--这就是加强对"弱者政治学"的关注.在当代的语境之下,这样的取向具有其特别的意义.     

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安排

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凸显这一问题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分析群体行动及其治理的无序化与组织化两种状态，引伸出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化思路；其次对群体诉求表达的制度安排机制进行梳理，指出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供给必须在国家基本制度和运行制度两个层面展开；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应有序

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要对外输出和就地转移并重，拓展跨地区就业空间，扩大输出规模，提高组织化程度和质效。然而，要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适度地转移，而不是自发、盲目地流动，任务还很艰巨。     

组织途径、组织效果与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农民组织化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了解农民组织的组织途径以及农民组织化的实际效果是促进"三农"发展的现实需要。利用10省调查数据,通过描述统计、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从组织途径、组织效果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农民组织化的实践建构。结果表明,农民组织途径建设滞后、组织效果不理想,农民组织的发展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乐观。在各类农民组织中,经济组织的影响力最大。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需要提升农民组织的质量,还需要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学分析——基于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个案调查

在组织的生成发展中,精英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相关组织理论中,组织化即组织生成问题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组织生成与精英关系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结合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分析农民组织化发展过程中的乡村精英角色,可以揭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农民组织化发展离不开乡村精英,而农民组织也是乡村精英追求自身利益以及发挥对村庄影响的重要载体或平台。由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培育乡村精英,通过体制吸纳,赋予乡村精英公共身份,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实现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毛泽东政府责任观对当代农民组织化的启示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合作化运动中,曾对政府责任问题做出了很多宝贵的探索,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强调农民合作化运动中的政府作用。对这些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再认识,为探讨我国当前农民组织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提供了重要启示：政府应当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社会宣传深化认识、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兑现政策承诺,同时也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农民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组织化:农民工“虚城市化”到市民化的理性路径

在我国具体国情和制度背景下,农民工群体中呈现出"虚城市化"这一暂时现象,为消除这种现象,尽快完成农民工向市民化的转变,应该大力提升农民工组织化建设,它不仅能促进诉求机制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还能产生聚合效应。农民工市民化的组织化路径是在确立制度原则的同时,完善制度支持和组织载体建设。     

新集体主义、后集体主义：农民组织化路径之辩

从农民组织化的路径来看，中国农民迈入现代化存在两条路径，即新集体主义路径与后集体主义路径。所谓新集体主义路径，以小岗村为代表，经历了组织-分散-再组织的发展过程。而后集体主义路径以华西村等为代表，改革前后始终维持集体所有制基本不变，通过村庄集体将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了集体工业化道路。两条路径存在分野的实质在于，摆脱国家大共同体束缚后的农民有两条道路选择，由大共同体向小共同体的过渡抑或大共同体向原子化社会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