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组织化对农民话语权成长的作用分析

现阶段我国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利益表达受阻、话语权缺失,对关乎切身利益的事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的权利被剥夺,这些致使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严重影响了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新农村的建设.保障农民的话语权,给予更多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农民组织化对于团结农民,保障农民话语权方面的独特功能进行论述.     

大学评估运动:“组织化动员”的概念、特征与悖论

针对我国大学独特的评估运动现象,本文提炼出"组织化动员"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作者分析归纳了大学"组织化动员"式迎评的八项特征,评析了这个十分矛盾又独特现象的三重悖论,指出深入挖掘和分析"组织化动员"背后原因的意义。     

再组织化:一个村庄秩序重构的行动逻辑——以A村徽商会为例

乡村如何再组织起来,已然型构为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现实课题之一。乡村的再组织化是实现乡村社会秩序重构的集体行动依托。基于组织赋权—资源集聚—自愿参与的三维行动,得以构建出“再组织化”的分析框架,型塑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的治村理论逻辑。文章以A村徽商会为案例研究对象,实证发现：基于党建引领下架构了运营框架以及创建考核制度,促成组织赋权行动;通过农民技能培育与拓宽市场渠道,促成资源集聚行动;依托于多方家庭关系与故土情怀的互动合力,促成自愿参与,最终再组织化集体行动,促成了村庄治理秩序的重构,以期促成乡村全面振兴。     

利益集团理论与中国农民的组织化

借鉴西方利益集团理论 ,研究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过程中的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农民的组织化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但是应当避免采取对抗性思维来看待中国农民的组织化。同时利益集团理论也不足以完全解决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问题。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身有所寄,心有所托"——战后上海待遣日侨的集中管理

战后上海日侨的集中、管理和遣返,是国民政府遣侨工作的典型个案.第三方面军上海日侨管理处对集中区内的待遣日侨,实行保甲制与自治相结合的组织化管理模式,对相关人员采取形式多样、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活动,以期达到"身有所寄,心有所托"之目标,这一过程体现了对于日侨生活集中管理与改造的科学化、人性化、时效性和有效性等特征.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以机制问题为中心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已有长足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陷入到了"难发展"与"发展难"的境地.造成此种困境主因是其发展过程面临着"机制问题":生发机制上的政府性;内部决策上的 "一股独大";运行体制上"重组建"、"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摆脱这些窠臼需要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机制系统的健全将会凝聚形成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与培育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进度。当前农民的有限主体性不能够满足乡村振兴要求,农民主体性发挥不足受到主观认知因素、组织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制约。为此,要构建与乡村振兴要求相匹配的农民主体性,唯有破除制约农民主体性发挥的障碍,构筑乡村情感共同体,加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乡村文化建设;打造农民利益共同体,强化农民主体性培育的组织保障;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政策嵌入,从而促进农民主体性意识的激发、主体能力的提升、主体作用的发挥,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回顾与反思:1978～2008年

我国农民组织化经历了农民组织化的准备、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双层经营制度建设与改革三个阶段.目前,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出现了从观念创新到实践探索的双重效应.这种效应促进了农村经济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我国农民低组织化状态的存在和低向度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进程,甚至也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展望未来,必须在观念和政策上予以创新.     

产品依赖性与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难题——一种农民日常生活的新视角

中国农民组织化难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生态和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在于农业生产的"兼业性"造成的农民对任何一种农产品的依赖性都不高,进而降低了农民借助组织的力量保护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价格的动机.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道路只有在农产品高度依赖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农业分工体系,实现从"兼农"向"专农"的转变,在分工的基础上走向自发的组织与合作.如果跳过这个中间环节而采用国家力量介入的方法简单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将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从日常生活中的相关行动选择来看,农民并不排斥分工这种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农民不仅能够适应、创造分工,而且在农民的日常生产中埋伏着走向农业分工的自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