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四书学著作与《船山经义》年考

船山四书学著述主要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等.根据所考,正其名定其时,以为已佚的<四书详解>和<四书集成批解>其实分别就是<四书训义>与<四书笺解>;并且,各书成稿有一个从<稗疏>到<考异>,进而<读四书大全说>,再到<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的先后秩序问题.是故,可知有二:其一,船山治学其学深博无涯,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汉学与宋学兼治,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其二,船山四书学著述可分为早年、晚年两个时期区别对待.此外,对与船山四书学思想颇有关联的<船山经义>之内容和写作时间也作了细致考订.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甲库善本》经部书对《经义考》收录序跋之补充

清初朱彝尊所编纂的《经义考》是经学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其收录经学著作自先秦至清初达3500余种,体例精当,搜罗宏富,深受学者的重视。不过由于时代限制以及作者的个人原因,《经义考》虽然价值极大,但是也确有失当之处,如元明以后诸书序跋漏收较多;小学类书只收《尔雅》而不收文字音韵;《经义考》虽然搜罗极博,但仍有未见之书,其所标注的"佚""阙""未见"之书仍有部分尚存于世。文章利用《甲库善本》经部书序跋与《经义考》所收序跋进行比勘考证,以期能够对《经义考》漏收序跋有所补充,使其所收序跋能够更加完备。     

论宋代的经义

经义实质上是论说文。在中国科举考试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中,经义作为主要科目,前后达八百年之久,地位远过诗赋。本文以经义程式为依据,对宋人经义作了分期考论。虽不可谓宋人经义全无佳作,但实际效果与统治者的期望相去甚远,它又与律赋合流,开八股文风气之先,在科举史、文化史上难辞其咎。     

“经义”的生成——关于经学阐释学的目标与方法问题

就其意义的建构而言,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学。经学阐释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而其具体目标不是指向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而是指向“义”或“义理”,又称“经义”或“大义”。“经义”即阐释的结果。经学阐释对“经义”的把握主要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语境赋予“经义”以不同的内涵。从“微言大义”到“依经立义”再到“衍义”,随着阐释目标的变化,经学阐释学在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曲折成义”到体认、涵泳的转变。对经学阐释学之阐释目的、阐释目标、阐释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易传》作者问题检讨(上)

自汉以降,学者多信孔子(551—479B.C.)作《易传》而无异说。北宋欧阳修(1007—1072)始疑《易传》作者非孔子,清人崔述(1740—1816)《考信录》踵事增华,再经康有为(1858-1927)推波助澜,至二十世纪的古史辨运动达到最高峰。学者除疑《易传》作者非孔子,又因认定《易》为卜筮之书,进而怀疑孔子是否确有读《易》、传《易》之事。近五十年来,学界多方探讨孔子与《周易》经传之关系,加以马王堆帛书出土所提供之新材料,学者多重拾传统说法,肯定《易传》与孔子之关系。本文以时代为序,介绍各时代学人较具代表性的看法,并简要评述其主张及研究方法,期有助于厘清此一问题的根源、历史发展及其影响。     

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现存宋代经义考辨

经义是王安石变法以后宋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对后来时文文体的影响很大。现存宋代经义有确切可考之作,有将宋人一般论议加以改头换面之作,有伪托宋人经义之作。清初《古今图书集成》、《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等文献中出现的王安石、苏辙、杨万里、陈傅良、汪立信、文天祥等人的经义分属上述后二者,因此不能作为六家各自的佚文。     

论明代前期朝廷对经义文书写规范的改革与推行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在政权高效运转的情况之下,朝廷对科试经义文书写规范进行了改革,并辅之以完善的保障措施予以推行。从维护朱明王朝稳定的角度来讲,此种做法应该是积极有利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朝廷实施的这种苛刻行为,使得科试经义文自身的发展失去生机,失去了思想的创造力与审美的多样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