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理性”的平衡——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

强调"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之间的平衡并举是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之道的重要思想内涵。伊斯兰哲学强调"经典"与"理性"两者各有所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穆斯林既要遵循"经典"的引导,遵行经典教义,也要发挥"理性"的作用,思考万物奥妙,探索宇宙真理,恪守中道,不偏不倚。历史昭示,秉持"经典"与"理性"的平衡历来是伊斯兰哲学的主流思想,也是伊斯兰文明的成功之道,而偏离这一中正和谐之道,就会导致各种极端思想和极端主义的滋生。深入理解伊斯兰宗教哲学中正和谐的思想内涵,平衡协调和正确把握"经典"与"理性"的关系,弘扬伊斯兰文明的中道思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种类型的新与变:从“红色经典”到“谍战剧”

谍战剧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汲取了红色经典改编的经验教训,在对国共两党的历史书写和类型化策略诸方面的表现与运用上呈现出全新面貌,最终完成了对红色经典的类型取代。具备商业类型特征的谍战剧,在高潮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但只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纠正对正史的歪曲和戏说,避免创作的同质化倾向,达到类型的突破和创新,谍战剧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儿童文学经典复译研究——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

通过对青岛市儿童文学翻译市场进行调查研究,在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大量复译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众多儿童文学经典复译作品在秉承初译优点、取得不同程度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较普遍的是漏译、误译和文字中英夹杂、有失规范等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没有质的提高,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初译。我们认为,儿童文学的复译应该遵循批判性借鉴和实质性超越的原则,真正实现其存在价值。     

全国中小学生“我的习作”征文竞赛启事

《快乐青春·经典阅读》是当今中小学生的首选读物。为实现读写结合的目标，本刊现与湖北荆门市快速写作研究院联合举办全国中小学生“我的习作”征文竞赛。     

论"五味甘露方"与藏药浴

藏药浴是藏医独特的外治方法之一,它是在温泉浴疗法的基础上,依据传统藏医药的基础理论而创造出来的。"五味甘露方"是藏药浴的基本配方,现已发展成为经典组方。本文就此作一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用野猫一样漆黑发亮的眼睛注视人间——鲍尔金娜小记

且看80后 鲍尔金娜,蒙古族,出版《成人不宜》等文集,获第三届全球华人青年文学奖冠军。著名作家余光中曾经这样评价鲍尔金娜的作品：“鲍尔金娜文风生动,犀利有力,情感真诚,有很好的幽默感和谐趣,而且笔触充满悲悯之心,很吸引人。”鲍尔金娜也这样形容自己：“我承认有时笔下有刻薄绝望的东西,但总体而言还算宽厚乐观。没有华丽词藻,也不想粉饰太平,只想尽量老实冷静地呈现出我这代人（或许只是一撮人）真实的生活。美丽也好,疼痛也好,绝望也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真实的就是宝贵的。”80后在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并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敏感地捕捉生活点滴的珍贵体验,不断地磨砺自己,形成了一代新风格。 鲍尔金娜最新出版的小说《紫茗红菱》,描述了一对校园姐妹花的迥异人生,全书37万余字,被誉为本年度最具吸引力的青春小说之一。且看蒙古族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对本书作者的一些描述。     

云和叶氏哥窑制瓷技艺与中国传统瓷器文化——评《太璞古香——叶氏哥窑瓷器精品集》

瓷器是我国国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凭借优美精致的外形以及复杂烦琐的工艺,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欣赏。在陶瓷发展的历史上,哥窑凭借其独特的造型与形制,位列四大名窑之一,同时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尚未探清其窑址所在的陶瓷品种。在浙江云和,有一位名为叶德奎的老先生,凭借对哥窑的热爱,不断探索哥窑文化的经典艺术作品,完成了有名的叶氏哥窑制瓷工艺体系。吕成龙先生所编写的《太璞古香—叶氏哥窑瓷器精品集》(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叶氏哥窑瓷器的特点。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