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之音 天录之韵——王天录书法评介

每天立足于天录兄的作品前，都会有一种静谧、恬淡、宛若天籁般的超逸之感。 天录兄的书法，多以古时经典诗文为主题，字体俊秀、隽永自然、不温不火，飘逸中更显风韵；安闲中充盈着文人的书卷气和雍容优雅之格调。用笔气凝神逸，体势宽博，开张浑成，静中寓动，行间萧散、雅致，更使作品气息清远、潇洒，处处体现出“醇和平淡”的情致。天录兄的书法，多以古时经典诗文为主题，字体俊秀、隽永自然、不温不火，飘逸中更显风韵；安闲中充盈着文人的书卷气和雍容优雅之格调。用笔气凝神逸，体势宽博，开张浑成，静中寓动，行间萧散、雅致，更使作品气息清远、潇洒，处处体现出“醇和平淡”的情致。     

经典阅读在图书馆

经典阅读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艺术价值，对于大学生精神世界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图书馆是推动大学生经典阅读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在当前大学校园，经典阅读遭受了比较尴尬的局面。本文就当前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全国中小学生“我的习作”征文竞赛启事

《快乐青春·经典阅读》是当今中小学生的首选读物。为实现读写结合的目标，本刊现与湖北荆门市快速写作研究院联合举办全国中小学生“我的习作”征文竞赛。     

五十年来情绪人类学发展综述——心理人类学发展的趋势

人类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心理学学科理论和实践资源的汲取,随着心理学逐渐对以往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扬弃,将现象学、认知论纳入到学科反思、人类学研究也开辟了注重个体内在化情绪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如今颇受瞩目的情绪人类学领域。阐释学大师格尔兹对于情绪关注的研究,启发后辈学者,心理人类学正越来越多地将情绪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揭示他者文化蕴藏的深意。     

广西民族文化旅游的文化理念与开发前景

民族文化旅游将成为广西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共生与共赢”作为广西民族格局与历史发展的特点 ,在提倡文化多元化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现实意义 ,将这一特点作为广西民族文化旅游的文化理念和阐释目标 ,不仅对发展旅游业有利 ,还可树立广西的人文形象和文化地位。     

论"五味甘露方"与藏药浴

藏药浴是藏医独特的外治方法之一,它是在温泉浴疗法的基础上,依据传统藏医药的基础理论而创造出来的。"五味甘露方"是藏药浴的基本配方,现已发展成为经典组方。本文就此作一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用野猫一样漆黑发亮的眼睛注视人间——鲍尔金娜小记

且看80后 鲍尔金娜,蒙古族,出版《成人不宜》等文集,获第三届全球华人青年文学奖冠军。著名作家余光中曾经这样评价鲍尔金娜的作品：“鲍尔金娜文风生动,犀利有力,情感真诚,有很好的幽默感和谐趣,而且笔触充满悲悯之心,很吸引人。”鲍尔金娜也这样形容自己：“我承认有时笔下有刻薄绝望的东西,但总体而言还算宽厚乐观。没有华丽词藻,也不想粉饰太平,只想尽量老实冷静地呈现出我这代人（或许只是一撮人）真实的生活。美丽也好,疼痛也好,绝望也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真实的就是宝贵的。”80后在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并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敏感地捕捉生活点滴的珍贵体验,不断地磨砺自己,形成了一代新风格。 鲍尔金娜最新出版的小说《紫茗红菱》,描述了一对校园姐妹花的迥异人生,全书37万余字,被誉为本年度最具吸引力的青春小说之一。且看蒙古族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对本书作者的一些描述。     

云和叶氏哥窑制瓷技艺与中国传统瓷器文化——评《太璞古香——叶氏哥窑瓷器精品集》

瓷器是我国国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凭借优美精致的外形以及复杂烦琐的工艺,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欣赏。在陶瓷发展的历史上,哥窑凭借其独特的造型与形制,位列四大名窑之一,同时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尚未探清其窑址所在的陶瓷品种。在浙江云和,有一位名为叶德奎的老先生,凭借对哥窑的热爱,不断探索哥窑文化的经典艺术作品,完成了有名的叶氏哥窑制瓷工艺体系。吕成龙先生所编写的《太璞古香—叶氏哥窑瓷器精品集》(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叶氏哥窑瓷器的特点。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