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经学史研究专辑

正主持人语: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史无疑是其中核心组成部分,岳麓书院的师生亦以经学史为研究重点,并承担了经学史的系列课题。本辑论文以经学史研究为主体,涉及汉、宋、清几代的经学研究。我们还会继续推出经学史研究专辑。     

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旨趣

厘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是认识经学之于今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王朝制度崩溃之后,如何承继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借鉴韩愈到朱熹构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新儒学的取径做法,延续近代国人融合中外创建新学的努力,构建西学为体、中华为用,能够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中国长治久安和屹立世界巅峰保障的崭新文化,是研究的要旨和用力的方向。     

重续经学学术传统——关于当代经学研究的思考

中国经学的转型,是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造成经学政治功能的休眠,它的文化学术功能在中国经学史学科中得到延续。中国经学史依托历史学率先完成了学术转型。经学史应当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经学。周予同等学者建立了中国经学史学科,用经学史研究替代经学研究,但也造成了经学传统的断裂。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载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8卷 2014年(1~6期)总目录

正~~     

《东塾杂俎》叙录

《东塾读书记》分上下篇,上篇论“经学”,下篇论“经学史”。陈澧生前撰著、身后刊刻问世的《东塾杂俎》实为《东塾读书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塾杂俎》有稿本、编录本、刊本三种之分,它通论了古今学术、考论了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由于《东塾杂俎》成书要比皮锡瑞《经学历史》早20余年,故陈澧实为中国经学史的先驱,《东塾杂俎》应为中国经学通史的开创之作。     

论汉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功能

运用当代德国文字学家J.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可阐释汉字在中华文明的各个发展阶段所担负的文化功能。在文字的起源阶段 ,汉字和其他古老的文字画一样 ,具有较强的巫术通灵功能。到了殷周时期 ,其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功能明显增强。汉代以后 ,由上古的文字记录综合而成的五部经典著作 ,开始在大一统的时代成为中华民族政治认同的统一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