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经济共和主义视角下的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批判

亚当·斯密强调人性自私,公共利益是个人竞相追逐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亚当·斯密建立在市场自发性基础上的公共利益理论是以完备的自由市场为前提的,公共品和非市场性相互依赖,缺乏政府的"非支配"性干预,即使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可能源于垄断性的强制权力,也可能源于民主政治竞争。经济共和主义是应对政府失灵的办法。经济共和主义强调以自由市场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机制保障上的作用,促使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利益。经济共和主义才是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的基础。     

走进内心的森林--读宁明的诗歌

常人所不具有的飞行体验铸就和强化了诗人宁明的敏感善察、内敛理性和达观通透，这些成为其人其作的精神底色，令其诗歌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研究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都有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然而，金融市场中大量存在的种种“异常”，对基于理性假设之上的经典金融理论提出了挑战。通过回顾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可以看到建立一种标准的行为模型，应该是金融理论的下一个主要方面所在，该标准行为模型应该既能表达有限理性，又能兼容理性行为。     

激情转冷峻豪气兼婉约——论邵燕祥的诗

在共和国建国初期的50年代,邵燕祥的诗是以热烈奔放、赤诚纯真而赢得人们的赞美的.然而,作为一位正直的诗人,他不愿违背自己的良知,被讥为不识时务.诗人因此获咎.诗人复出后,创作风格有很大的变化.由激情趋向冷峻,由一位乐观向上、热情奔放的诗人一变为善于思索、富有理性美质的诗人.     

超越还是沉沦——中西怀疑论比较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怀疑的精神遍地流行。现在的一些人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所谓丧失道德理想、渴望堕落,痞子精神等,在学理上的根据就是一种怀疑精神。我今天要讲的是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怀疑论。中国的怀疑论我主要集中在比较典型的老庄的怀疑精神上。西方怀疑论,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三种:古希腊罗马的怀疑论、中世纪基督教的怀疑论以及近代的怀疑论。中西怀疑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上。     

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运势论析——后工业社会的维度

尽管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曾因摒弃价值理性而深为后行为主义乃至新公共行政所诟病,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极力张扬工具理性的工业社会以及官僚制相一致的优势地位.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不俗本领为标榜的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再也难显昔日辉煌,其式微几乎不可避免,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共管理的发展终于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