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构中吐纳:从萨林斯与奥比耶斯科尔之争说起

马歇尔.萨林斯与加纳纳什.奥比耶斯科尔之间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彰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纷纭繁芜的实验状态基调——对学科本体论的反思与批判。通过廓清争论双方各自的理论立场和观点,可以再认识结构主义人类学蕴藏的能量及其界限。文章在后半部分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整体性地透视长时段的人类学学科史,提出一个人类学学科实践结构的模型:我—他者—我们,并对其显现在学科史中曾经的结构转化以及当下的转化态势做出简明扼要的说明。     

追求理性尊严与独立价值的技术实践——康德技术实践思想研究

为了澄清人们对实践的误解,康德划分并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实践,并用“道德地实践”统摄“技术地实践”,使技术实践成为理性的体现和人类追求“至善”的活动.康德在理性的旗帜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重心从自然转向了人,强调人在技术活动中的能动性,完成了认识论领域的转换,“将颠倒的东西又颠倒了过来”.在他的目的论之下,在自然与理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沟通了此岸与彼岸世界.尽管康德对技术实践的见解仍有缺陷,但他的理性精神对其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生主义二语习得观及其应用

发生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发展的复杂系统,它采用连接主义的运算工具来建立人类学习机制进行语言习得的模型。文章首先用发生主义和连接主义理性关联学习理论阐释二语习得,然后用注意假设帮助解释二语习得理性关联学习中出现的非理性现象,最后,把上述理论应用到中国环境下的二语习得的实际中,提出重视和提高目标语输入数量和质量、调节二语习得者选择性注意、用目标语语言形式难度预测突显性等建议。     

对经济学现代性反思的反思

对经济学现代性的反思主要是对其理性主义运动的反思,问题在于人们反思的不是理性假设本身,而是由理性假设所导出的结果,反思的是无处不在的数学形式.这才是人们反思的背后要反思的本质内容.中国经济学的现状似乎还未到对现代性反思的阶段,急需的是建设.     

政府宽容及其机制构建

宽容是多元化社会政府治理的内在理念和需求。公共精神与理性精神的缺失是政府非宽容存在的内在原因。多元、异质的时代需要从宽容的环境、宽容的文化和宽容的制度等方面构建政府宽容的治理机制。     

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哲学的重建——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的“理性”观念为中心

20世纪新儒学的创获是全方位的,尤以哲学的建树为最,其中理性主义的重建是最重要的一环。本文着重于呈现现代儒学家是如何将理、理性与传统的心整合到一起的。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最富有想象力,他直接将西方的理性概念嫁接到心学上,提出理性、理智、情理等概念,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理性"概念创立的先河。冯友兰与牟宗三则各自以理为中心和以心为中心,试图将心、理二者统一起来,将普遍性与个体性、自由统一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的特色,也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致力的方向。     

行为经济学的微观逻辑基础:基本假设和分析维度

行为经济学对人性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具有自我保存的本能,二是具有关注他人感受的亲社会性。相应地,人类行为也具有双重特性:一是潜含着为己的根本目的,二是倾向于采用利他的手段来实现为己目的。因此,人类的一般行为机理就是:为己利他。同时,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个体的社会性水平,二是互动者之间的关系状态。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考察年龄、教育、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机缘关系、互动频率、互动状态等对个体行为选择和互动行为方式的影响。因此,这两大基本假设以及相应分析维度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微观逻辑基础。     

程序正义的现实语境

在现实语境下,程序正义在民众的思维和法律实践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曲解,这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法制传统与程序正义本身构成一对矛盾,这个矛盾体的对立面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长期的人治传统使中国人习惯于听命与服从,从而束缚了自身的理性与自由.所以,为适应法治建构长远的需要,人们在程序观念上应做四维视角的转变:破除程序虚无主义,矫正程序工具主义,摒弃程序形式主义,强化程序理性主义.     

古典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照面——评童庆炳、杨春时、陶东风的文学理论教材

在后新时期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中,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杨春时的<文学理论新编>、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它们分别建构起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单一文学本质观、以审美为主导的多重文学本质观和无本质的文学本质观,各自具备了古典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品格,并且分别发挥了改造传统文论、建设现代文论和解构传统文论的历史作用,从而分别具有过渡性、当代性和超前性的现实意义.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现

行为理性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方式,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它在更高层次上整合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理性成为一个整体.认知理性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善"、行为理性追求的是"美".真、善、美的统一是合理性的最高境界.公共政策是行为理性创造出来,对人与客观世界未来关系观念建构的主要形式.从行为理性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它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范性的统一.三者统一的承载体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同人类社会发展沉淀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无差别地赋予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公共政策的初始话语权,使他们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公共政策方案设计与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