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阈下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治理及其评估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的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高效而富有活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的、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持续的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目标、重点任务与支持体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其建设目标是通过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要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必须识别其重点建设任务,并构建有效的支持体系。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下,把中心城市建设、产业分工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重点任务,并从设施互联互通、发展战略统筹、合作机制构建、风险辨识与防范等四个方面,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支持体系。     

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长江经济带GDP与“三废”排量响应关系分析

选取1990年代以来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与工业＂三废＂、SO2排放量之间均呈四次曲线关系,不符合典型的EKC;工业废气总量和SO2排放量曲线都呈近似于＂倒U型＂EKC的左半部分,前者没有转折迹象,后者则表现出转折的迹象;工业废水排放量曲线近似于＂正U型＂与＂倒U型＂的叠加,且波动变化平缓;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的右半部分,但呈现回升迹象;政府有关政策措施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密切。     

陕西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研究——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引入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陕西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2个国家的贸易潜力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双方的市场规模、人口数量、贸易结合度、贸易距离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双边贸易潜力;陕西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的贸易结合度及贸易潜力也不尽相同,潜力释放具有明显差异。为进一步提升陕西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可采取如下措施:分类施策,挖掘贸易潜力;加快发展经济,增强自身辐射力、影响力;加快互联互通,缩小交易成本。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旅游竞争力综合评价——以西北五省省会城市为例

现代文化旅游是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提升旅游竞争力是旅游城市打造城市综合竞争优势的焦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五大节点城市的旅游发展具有显明特征.通过熵值法构建指标体系,对西安、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和西宁的综合分析,发现西北地区的5个省会城市必须立足差异化功能定位,通过提升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不同维度和全产业链要求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最终借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创新驱动”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协同发展.     

辽宁沿海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研究

为了解决困扰辽宁沿海经济带因经济高速发展中所引发的诸多资源环境问题,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进行评价和影响因素综合分析,提出只有通过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不断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才能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对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一种较好协调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中各方利益关系、缓解流域用水主体间各种矛盾的法律制度,但存在立法严重滞后于流域补偿实践、分散立法模式欠缺治理整合的能力以及区域立法缺位造成整体性治理效能不足等方面的缺陷。因此,首先应强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在宪法和环境基本法中的地位;其次,修改并完善水资源利用类法律和其他部门法,如将生态环境利益纳入刑法的规范和调整范畴,进而对相关条款进行立法完善;再次,推进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专门性立法;最后,推进区域立法为流域内省际合作设置稳定框架,从而最终形成中央立法、区域立法、地方立法构成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法律体系。     

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评价及收敛性分析

构建衡量生态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的超效率DE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及上中下游2003—2013年生态效率进行评价,并测算了生态效率差异性及收敛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效率总体平均水平较高,下游生态效率高于平均水平,中游和上游低于平均水平;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显著,省际间差异均明显高于上中下游间差异,但差异性趋势减缓;长江经济带层面生态效率σ收敛大体上呈现出“总体收敛,局部发散”的特点,上中下游区域呈现出生态效率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存在生态协调发展的有利环境。经济“新常态”下,应该更加注重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进程,让下游区域高新技术向中、上游区域转移,各省市应结合自身生态效率发展状况特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缩小区域间生态效率差异,促进生态协调发展。     

科技创新、政府干预与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解决新时代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分析科技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拓展分析政府干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但科技创新对区域资源环境系统的促进作用比对区域经济系统更大,对区域生活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科技创新对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规律。政府干预对科技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且存在双门槛效应。为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应正确认识政府干预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作用。     

长江经济带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

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出了新要求。研究长江经济带自贸区试点政策实施的经济效应,对于更好地发挥自贸区试点的战略支点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一带一路”推进有机结合,加快形成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位于长江经济带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有限信息的政策评估方法——回归合成法,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五个方面对重庆、四川、湖北、浙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经济效应进行系统量化评估。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对当地的经济效应总体上是显著正向的,但是部分指标表现的显著性水平不高,经济效应基本上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具体来看,自贸区设立对地区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和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等都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体制创新和贸易便利化改革是自贸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两个指标不够显著;自贸区政策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自贸区建设基础和发展定位是其政策效果呈现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且内陆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大于沿海自贸区。结果还表明,当前长江经济带五大自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