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的“合法性”思想及其影响--从《论语·子谓韶章》说起

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对《韶》《武》的评价,实质上是对武王伐纣的合法性的评价。孔子认为,武王伐纣具备“实质合法性”,但在“形式合法性”方面有所欠缺。孟子和后世儒家继承了孔子合法理论中“实质合法性”这一维度,忽视了“形式的合法性”这一维度,使儒家合法性理论不免有所欠缺且易沦为单纯替统治者辩护的理论。     

政务诚信的理论确证

政务诚信可以从公仆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德性理论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公仆理论揭示了政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状态,内在要求作为公仆的政务人员要积极履行政务诚信的天然职责。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前提、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都确证着政务诚信。政治德性理论表明政治与道德不能无涉,它折射出作为政治德性之重要内容的政务诚信在政治生活中的无法回避性和不可割舍性。按照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内在逻辑,政务诚信是政治合法性的可靠基础和重要来源,任何执政者若想具有坚实的政治合法性根基和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就要做到政务诚信。     

城镇化与中国宪法角色的转型

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宪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中国城镇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宪法的保障,但同时城镇化也对宪法的传统角色形成了一定挑战。而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当实现从传统宪法角色宪法统治到新型宪法角色宪法治理的转型。     

刑事诉讼行为的三重评价:成立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并没有成为刑事诉讼法的中心点,它是该领域研究的最小分析单位。本文不纠缠于学术谱系的考古,而从功能性原理出发,逐一讨论三个评价系统(成立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诉讼行为如果不成立,则不产生合法与否、有效与否的问题。三重行为象限图明晰了两组划分("合法/不合法"和"有效/无效")存在着交叉关系。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性后果包括四种可能性:"合法无效"、"合法有效"、"不合法无效"和"不合法有效"。     

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发达、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背景下,探讨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应注意与传统侵害行政的差别,其合法性受"法律保留"、"预算保留"、"立法机关审查"等多个原则的控制,以达成民主正当性;给付行政亦应遵循社会国原则,承担最低限度的国家"生存照顾"义务;给付行政的合理性受到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清代“南番二十一寨”述略

清初,散居在今夏河地区的藏族各部落,多被列入“河州口外诸番”之内,名义上归清王朝统治,实际上受青海蒙古厄鲁特部控制。这种状况延续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才随着“南番二十一寨”的设置而有所改观。“南番二十一寨”是自唐代以后,中央封建王朝首次在今夏河地区设立的基层行政建置。它的设置,对当地社会历史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

自从人类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的需求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自身的体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历史趋势也必然促使政府规模膨胀.政府规模的膨胀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而限制政府规模膨胀的一切理论设计和实践方案又都是不成功的.所以,限制政府规模的问题必须在政府类型的根本变革中才能得到解决,那就是用服务理念取代传统的统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管理理念,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模式.     

批判理性异化的非理性主义与合理性于人文的新人文哲学

西方工业文明时代是科技理性张狂的时代 ,也是科技理性全胜的时代。作为把人从上帝神性中解放出来的科技理性到工业文明极度发展的时代 ,它本身倒变成了一种新式的神性 ,科学技术不仅变成工业统治和掠夺自然的工具 ,而且被移用于社会统治 ,堕落为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人文精神、禁锢人的自由个性的权力。理性启蒙走上了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 ;资本统治者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穷凶极恶地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制造出能致人类于死地的几大全球问题 ,另一方面又将科学技术变成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 ,使之变成维护其暴政统治的喉舌和机器。…     

政党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需要政党权威的保障与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党权威形成的过程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重点探讨了政党权威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措施,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权威转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日军统治对马来亚民族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的马、华两族互相隔绝,矛盾和冲突都极为有限.1942年2月日本军队攻陷新加坡后,对马来亚实施了长达3年多的统治.在此期间,日本军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华侨实行残酷迫害和疯狂掠夺的政策,对马来人则实行怀柔和拉拢的政策,华侨因而走上反抗的道路,且与马来人军警发生直接冲突.结果,马、华两族从互不往来转为互相对抗,原来模糊的民族矛盾日益明朗,并随着战后初年马来亚政局的急剧变化而进一步加深,终于成为马来亚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