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视遭遇网络:从东莞扫黄事件看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

以卡斯特的网络社会认同理论为视角,对央视东莞扫黄报道及其所引发的网络反应进行了文化分析,剖析了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转变和实质。研究发现,与央视通过议程设置,推动合法性社会认同塑造不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中的草根网民群体,却致力于建构抗拒性社会认同,以打破主流媒体所塑造的合法性认同的支配性机制。这种合法性认同与抗拒性认同的对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媒体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当前中国社会认同的基本脉络。     

绩效比较:政治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政制绩效的比较结果与其合法性密切相关,在比较中优势更多就意味着合法性更强.这种比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对程序正义的观察逐渐模糊,人们更多地会从结果正义的角度进行评价.政制绩效比较往往会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展开,其评判要素则包括了性质上的对日常事务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以及层级上的对高层和基层的绩效水平的考察.另外,为更贴近现实,舆论宣传导向和公共教育的影响必须纳入考量.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中国共产党探索国家职能,按照"国家本质—国家职能—政府职能—职能体系"的过程逻辑,依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进行机构设置与调整,进而实现了职能转变,体现了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分配变迁过程。在此进程中,厘清了国家阶级统治的本质属性与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在解放发展生产力进程中剥离了政府职能,细化了经济社会管理职能;构建成熟系统的制度体系,依法全面正确履行国家职能;始终坚持"站稳人民立场"履行国家职能;在创新和发展国家对内职能的同时,也积极扩展了国家的对外职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经济法的程序理性分析

在我国构建法治社会的今天,不仅要实现法律内容的丰富和完善,法律的程序理性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体现。本文在简要阐述经济法的程序理性基础上,对经济法的相关程序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解析。     

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合法性形成与演化

合法性问题是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凸显的重要实然议题之一。该议题的澄清需包括合法性形成条件与演化过程两个方面。基于S市实证案例经验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行动系统对现有"工作效果"评价取向的遵循、与本土性角色的互构及对实践空间与边界的明晰是其合法性形成,即实践权获得的条件;而合法性演化,即外在结构的生长则会经历服务供给、理念方法、角色设置和意义符号四个阶段的建构过程。     

中国政府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

法团主义被广泛用于分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该模型突出了国家对体制外社会组织的敌视态度,强调了国家与在不同程度上作为行政机关延伸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该体制的一般政策要求是限制公民社会的自主性,使其保持为行政机关的附属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市场化和社会重构带来了中国法团主义实践的新变化。首先,多元社会和混合价值体系的出现,削弱了国家作为社会合法性的垄断拥有者的地位。同时,面对日益增     

论社会企业的合法性

社会企业的组织形态与现行法律体系格格不入,产品受到公众质疑,定位受限于一线城市,导致在法规合法性、道德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等方面面临难题,并进而影响社会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鉴于此,唯有通过主动地适应或选择、改变或创造环境才能化解这一难题。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演进

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它在经营中必须面对比一般私人企业更高的合法性压力,从而形成更为丰富的社会责任内容和更为独特的行为特征。本文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历程,总结和梳理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履行投资者、员工、消费者责任行为的背景、动因和特点。本文认为,我国历史上历次重大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伴随着国有企业建立和健全社会责任体系的过程,改革在推动社会责任范围的扩展和内容的深化的同时,亦通过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社会责任行为的认同度,维系了其经营的合法性。     

宗教团体合法性重建——以南京马家街道场为例

通过建立净空派道场,南京净空派信众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但获得体制承认还需努力。净空派自立道场的行动表明大陆寺院的合法性也遭到信众的质疑,在社会转型压力和台湾宗教团体的示范下,大陆寺院也积极进行权威和组织转型,重新建构其合法性。     

判决理由的详略之辩: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由于能够弥补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缺陷,可接受性标准能够用来对司法过程作出综合性评价,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衡量判决理由的质量.虽然加强判决理由的说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唤,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能简单地认为判决理由越详细质量就越高,而应当在综合考量之后,以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为目标对判决理由的详略作出规划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