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流放高力士原因浅析

高力士在唐玄宗的宫廷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与李、杨集团的关系是其早期取得玄宗信任的一个契机,也是他人生即将结束之际被肃宗流放巫州的一个主要原因。从高力士的人生经历亦可大略推知唐朝政治的某些阙如之处。     

论我们党执政的时代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寻求中国的出路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回顾党执政的历史,以史为鉴,寻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需要解决的时代任务,而在解决时代赋予的任务时就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有效性在于能够抓住时代的关键任务,明确时代的任务并带领人民群众为之而奋斗。本文从史实的发展轨迹和理论的发展逻辑对党的执政历史进行分析,从而见出其中政治认同的内在作用。     

哲学史类型与中国思想的叙述方式

当前发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并不是某种外在尺度衡定的结果,而是中国思想之自我表达的"哽咽"状态所引起的内在的深切反思:由中国思想之叙述方式的困惑到话语形式之主体性缺失的焦虑。从哲学史类型来看,百年的"中国哲学"建构史做出了种种尝试,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这些方式有的已被淘汰或可能废弃,而有些则会在未来的中国哲学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在可选择的多元化的叙述方式中,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将会得到更好的呈现,其"失语"的状态也有望得到改变。     

政府绩效对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作用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比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府绩效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公众心理这一路径作用于政府合法性水平的层级差异。其作用机制是决策绩效与执行绩效的时空分离和公共危机管理。由于这两个作用机制,公众在心理上更容易认为中央政府绩效高于地方政府绩效,因而中央政府可以从政府绩效中获取比地方政府多的合法性资源,造成政府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强化和扩大。     

试述东汉统治者的民本思想

东汉统治者将民本思想作为其定国安邦的统治思想,他们以“天应民心”为理论依据,提出“制君限臣”的实践理念,“足民”、“保民”、“治民”的实践措施,以及“以农为本”的操作原则,最终构建了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然而,民本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问题决定了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有限性。     

旅游消费的体验镜像:一个合法性逻辑的分析

探析特定的职业习惯、制度环境和文化资本等非经济因素与同质性游客群体的旅游消费体验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中心命题。本文以某大学不同专业的教师为调查个案,分析了大学教师这个同质性文化精英群体的旅游消费体验的不同"镜像"。研究发现,大学教师的旅游消费体验呈现了专业型、探索型、审美型、休闲型与补偿型五种不同的"镜像"。从组织合法性来看,大学教师把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习、审视、反思和批判等行为延伸至旅游消费体验的过程。从制度合法性来看,大学的学科制度与休假制度赋予了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由此塑造的思维习惯影响了其旅游消费体验的倾向。从文化合法性来看,大学教师的旅游消费体验也是其用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建构群体认同的过程。     

论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方式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治理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和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既是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安排,同时也是支撑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柱石。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见于宪法之首尾:宪法序言作为宪法文本的开端,主要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通过历史规律的建构,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宪法第四章作为宪法文本的结尾,主要是以符号叙事的方式,通过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对民众的精神感召、心理感召,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学理论中,见于宪法文本的首尾两个部分对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中日对“哲学”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

"哲学"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知"的把握不同。中日两国在引进"哲学"概念之初,都存在着混淆"哲学"与"思想"的问题。但之后的发展在两国出现了不同倾向,在中国学术界这种混淆持续至今,日本则明确区分了"近代哲学"与"日本思想"的不同,并以"知的探索"作为哲学的根本判断标准。然而,正在"中国哲学"面对"合法性"质疑,寻找超越合法性危机的困惑中,日本学术界却出现逆向的重新审视"哲学"的新动态,把曾经被自身否定的属于思想的文献,作为"哲学资料"进行整理。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忽视西方意义的"哲学"本质所致,从而出现了与我国学界关于哲学理解的趋同倾向。若不能认识到"哲学"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知"的性质不同,并从本国传统知识论研究出发确立自身,只企图通过扩大西方意义的哲学范畴来肯定自己,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将永远无法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