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对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作用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比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府绩效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公众心理这一路径作用于政府合法性水平的层级差异。其作用机制是决策绩效与执行绩效的时空分离和公共危机管理。由于这两个作用机制,公众在心理上更容易认为中央政府绩效高于地方政府绩效,因而中央政府可以从政府绩效中获取比地方政府多的合法性资源,造成政府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强化和扩大。     

试述东汉统治者的民本思想

东汉统治者将民本思想作为其定国安邦的统治思想,他们以“天应民心”为理论依据,提出“制君限臣”的实践理念,“足民”、“保民”、“治民”的实践措施,以及“以农为本”的操作原则,最终构建了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然而,民本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问题决定了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有限性。     

旅游消费的体验镜像:一个合法性逻辑的分析

探析特定的职业习惯、制度环境和文化资本等非经济因素与同质性游客群体的旅游消费体验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中心命题。本文以某大学不同专业的教师为调查个案,分析了大学教师这个同质性文化精英群体的旅游消费体验的不同"镜像"。研究发现,大学教师的旅游消费体验呈现了专业型、探索型、审美型、休闲型与补偿型五种不同的"镜像"。从组织合法性来看,大学教师把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习、审视、反思和批判等行为延伸至旅游消费体验的过程。从制度合法性来看,大学的学科制度与休假制度赋予了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由此塑造的思维习惯影响了其旅游消费体验的倾向。从文化合法性来看,大学教师的旅游消费体验也是其用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建构群体认同的过程。     

论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方式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治理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和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既是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安排,同时也是支撑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柱石。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见于宪法之首尾:宪法序言作为宪法文本的开端,主要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通过历史规律的建构,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宪法第四章作为宪法文本的结尾,主要是以符号叙事的方式,通过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对民众的精神感召、心理感召,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学理论中,见于宪法文本的首尾两个部分对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中日对“哲学”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

"哲学"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知"的把握不同。中日两国在引进"哲学"概念之初,都存在着混淆"哲学"与"思想"的问题。但之后的发展在两国出现了不同倾向,在中国学术界这种混淆持续至今,日本则明确区分了"近代哲学"与"日本思想"的不同,并以"知的探索"作为哲学的根本判断标准。然而,正在"中国哲学"面对"合法性"质疑,寻找超越合法性危机的困惑中,日本学术界却出现逆向的重新审视"哲学"的新动态,把曾经被自身否定的属于思想的文献,作为"哲学资料"进行整理。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忽视西方意义的"哲学"本质所致,从而出现了与我国学界关于哲学理解的趋同倾向。若不能认识到"哲学"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知"的性质不同,并从本国传统知识论研究出发确立自身,只企图通过扩大西方意义的哲学范畴来肯定自己,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将永远无法超越。     

公民社会组织出场逻辑的合理解证:基于三个对接视域的考量

公民社会组织的蕴育和孵化并非是"海市蜃楼",而是有着自身发展的逻辑与动力。其一,社会成员缘其相同的志趣和愿望而结成公民社会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合乎了人的社会属性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二,在个人理性有限的条件下,原子化个体为了抵御不可预测的风险,于是选择缔结成公民社会组织,以便通过集体行动力量来克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单个行为主体的目的和需求;其三,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契约失灵的迹象下,社会公众不得不去寻求其他重要的填补纠偏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公民社会组织"社会合法性"的基础。     

唐玄宗的孝治实践及功能分析

以孝治天下是唐玄宗的治国原则和施政特点。唐玄宗亲注《孝经》,阐释"孝治"思想,并将其付诸政治实践,以天子身份行孝垂范,以孝驭官、以孝化民。其提倡孝道、推行孝治的目的,不仅是为其统治权力披上合法外衣,而且也想通过孝道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官僚系统,安定社会秩序,实现王权对社会的有效"支配"。     

从"统治术"看社会政治结构设计与政治资源配置

政文同构、政法同构、政经异构和“差异”是保持一个社会稳定均衡运行的关键,其微观基础在于实现“理”、“力”、“利”的不同配置。苏共丧失政权和国民党的“黑金”政治都同“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紧密相关。本文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差异”政治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新见。     

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

作者从定义并分析权威切入,根据权威的来源把权威分成五种类型,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权威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指出,权威落差是政治稳定的前提;一个政权的稳定性,既取决于其政体名义权威落差的有效性,也取决于掌权者保持名义权威落差的能力。作者用自己的理论对我国两千年的政治史进行宏观分析,提出了两次政体危机——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的血缘权威趋于崩溃和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时期神授权威的瓦解——的设想,并介绍了当时政治思想家们为克服这些危机而进行的探索。作者最后探讨了当前中国实现政治社会稳定的权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