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的驭人术

宋太祖赵匡胤的韬略闻名古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他担任后周皇宫卫戍部队首长时发起的政变.赵匡胤导演了一场高超的行为艺术,兵不血刃地登上了皇帝宝座,领导着宋朝初期统一了的大半个中国,史料显示他不仅治国有方,而且驭人有术.《石林燕语》里记载了一个经典故事:开宝八年(975年)十二月,吴越王钱俶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去朝拜宋太祖,宋朝很多官员建议扣留钱俶,太祖没采纳,说:“你们不要担心,假如不是真心归降的话,钱俶不敢亲自来朝拜,他来了,就表示他是真心归降的,放他走,正好可以结纳人心,让他心悦诚服.”钱俶在离开宋都城时,向太祖表白愿把吴越国交给宋朝——其实这何尝不也是一种试探——太祖说:“尽我一世,尽你一世.”意思是,在我有生之年,我都信赖你把吴越国交给你,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可以统治吴越.并且,宋太祖还给他一个用御条贴封住的匣子,郑重其事地说:“您回到家后,再打开来看.”     

城镇化与中国宪法角色的转型

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宪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中国城镇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宪法的保障,但同时城镇化也对宪法的传统角色形成了一定挑战。而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当实现从传统宪法角色宪法统治到新型宪法角色宪法治理的转型。     

清代“南番二十一寨”述略

清初,散居在今夏河地区的藏族各部落,多被列入“河州口外诸番”之内,名义上归清王朝统治,实际上受青海蒙古厄鲁特部控制。这种状况延续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才随着“南番二十一寨”的设置而有所改观。“南番二十一寨”是自唐代以后,中央封建王朝首次在今夏河地区设立的基层行政建置。它的设置,对当地社会历史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

自从人类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的需求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自身的体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历史趋势也必然促使政府规模膨胀.政府规模的膨胀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而限制政府规模膨胀的一切理论设计和实践方案又都是不成功的.所以,限制政府规模的问题必须在政府类型的根本变革中才能得到解决,那就是用服务理念取代传统的统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管理理念,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模式.     

批判理性异化的非理性主义与合理性于人文的新人文哲学

西方工业文明时代是科技理性张狂的时代 ,也是科技理性全胜的时代。作为把人从上帝神性中解放出来的科技理性到工业文明极度发展的时代 ,它本身倒变成了一种新式的神性 ,科学技术不仅变成工业统治和掠夺自然的工具 ,而且被移用于社会统治 ,堕落为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人文精神、禁锢人的自由个性的权力。理性启蒙走上了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 ;资本统治者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穷凶极恶地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制造出能致人类于死地的几大全球问题 ,另一方面又将科学技术变成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 ,使之变成维护其暴政统治的喉舌和机器。…     

日军统治对马来亚民族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的马、华两族互相隔绝,矛盾和冲突都极为有限.1942年2月日本军队攻陷新加坡后,对马来亚实施了长达3年多的统治.在此期间,日本军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华侨实行残酷迫害和疯狂掠夺的政策,对马来人则实行怀柔和拉拢的政策,华侨因而走上反抗的道路,且与马来人军警发生直接冲突.结果,马、华两族从互不往来转为互相对抗,原来模糊的民族矛盾日益明朗,并随着战后初年马来亚政局的急剧变化而进一步加深,终于成为马来亚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简论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建立起总督专制独裁、警察恐怖统治和“保甲”“连坐”制度三位一体的殖民统治体系。作为日本统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的台湾总督,凭借着日本政府所赋予的立法权和军事统年权,滥施其专制独裁的淫威,对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警察万能”是日本政府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特点。台湾是当时日本统治的所有地区中,警察配置人数密度最大的地区。台湾的警察不仅管辖的领域极为广泛,而且掌握的权势也极大。此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把实行“保甲”“连坐”制度,作为其实施“以台治台”政策的重要手段,用以大力“强化”台湾的地方统治秩序。     

“折实公债”畅通新中国经济血脉

正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市场还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币值很不稳定,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2月颁布《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指出"为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决定于1 950年度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债券发行是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因而称之为"胜利"公债;公债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所以     

礼仪、大清律与维吾尔族习惯法

礼是王朝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体系，而律是礼的具体化。清朝为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就必须维护《大清律》的权威性、普遍性和象征意义。清廷在维护《大清律》在回疆的权威性、普遍性和象征性意义的同时，回疆地区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伊斯兰教法（维吾尔族习惯法）也在回疆的较大范围内得以继续适用，其中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最终使回疆地区的法律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殖民统治时期外来文化对大连的影响

大连地区在古代属辽东地界，虽地处祖国东北边陲，但一直以来与中原地区在经贸、文化方面往来密切，尤其是文化渊源深厚。华夏文明之光很早就照射到大连这片土地之上。大连虽地处东北地区，文化上却有别于东三省其他地方，由于明清时期“阁关东”的影响，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带有明显的山东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