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恒流源法的高精度应变测量技术

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基于双恒流源法六端比例测量原理的应变测量技术,介绍了其测量原理及误差分析和校准技术,实现了高精度应变测量。给出了利用该测量原理设计的多通道应变仪测试结果。实验室测试及在某大型离心载荷试验中运行表明,该应变仪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稳定性、抗干扰性和可靠性,其设计原理和方法对于工程设计与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今年房价政策应以控制投资性需求为重点

今年3月17日,央行决定提高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引发各方面的极大关注和明显分歧。回顾去年以来和房地产及与此相关的主要政策,提高房地产贷款资本金比例和全面性地严把土地闸门,虽然有效地控制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土地购置面积的扩张,但对房价的过快增长非但没有起到相同效应,反而从供给减少和成本加大上增添了动力;提高银行利率,对房地产调控从供给方面扩展到供需双方成本加大上,但由于利率水平远远低于房价增速,加上对房价预期的反向刺激,实际效果仍与政策预期相矛盾;最近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虽然对房价调控重点由供给、供需…     

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湖南

湖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城乡差距更加明显。湖南城乡居民差距主要表现在收入、消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差距的存在,导致湖南城乡发展的不协调。为了统筹湖南城乡发展,构建和谐湖南,必须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统筹城乡财政税收,统筹城乡资金信贷,统筹城乡文化教育,统筹城乡医疗卫生,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城乡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     

在东西互动发展中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统筹区域发展的新视角

统筹区域发展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部塌陷”是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典型例证,是我国凸现的问题区域之一。在东西互动发展中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对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大振兴战略的重要补充和支撑。中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和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其发展定位不明确和区域政策“缺位”。因此,必须明确中部地区的发展定位,转换其开发与发展模式,拓宽国家中部政策空间,以促进中部地区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地和示范区。     

鱼类混养的配搭比例

鱼类多品种混养是立体利用水体，合理利用各种饵料，充分发挥池塘潜力而获得高产的一项重要措施。混养是根据各种鱼类的栖息习性、生活习性、食性等不同特点，合理确定。从鱼类的习性看，相对地可分上层鱼、中层鱼、底层鱼三类。即鲢、鳙为上层鱼、草、鲂为中层鱼，鲤、鲫为底层鱼。因此，将这些鱼混养在同一池塘中，就可以有效地利用池塘的各个水层。与单养一种鱼类相比，就增加了池塘单位面积的放养量，从而可以提高池塘的鱼产量。     

正当防卫的理性反思:基于效率的立场———由"昆山宝马司机砍人反被杀案"引发的思考

正当防卫不仅具有司法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要重视它的资源配置效率,充分运用价格思维,调整相关主体的偏好选择。基于此,在防卫产生重大人身损害后果时,要避免适用比例原则带来的"价格管制"现象;在涉及侵害进程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需要运用"汉德公式"以解决行为责任分配问题;最后,警惕出现割裂法律与道德的情形,重视提高激励措施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协同效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多元自治路径研究——基于重庆市垫江县石磨豆花的调研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具有广泛的群众自治基础,应当成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关于垫江石磨豆花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活态传承面临行业发展缓慢、定位不够准确、行业外财政支持不够等问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应以创造性转化为前提,落实外部财政保障,适用必要性、适当性、均衡性的比例原则,通过设立非遗节假日,发挥行业自治优势,扩大公众参与,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自治的路径。     

充分发挥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方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该也必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此，重庆金融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决心积极探索提高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有效性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农户秸秆还田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806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农户秸秆还田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90%的农户认为秸秆不是废弃物,具有一定的资源价值。秸秆还田会增加农户的生产成本,需要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多数农户的受偿意愿在600~1 200元/公顷,并呈现正态分布特征。年龄、秸秆还田成本认知、政府查处禁烧、当地有秸秆原料企业等因素对农户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家庭成员中有党员(干部)、人均纯收入、秸秆影响产量认知、秸秆还田费用分担认知等因素对农户受偿意愿影响为负。农户进行秸秆还田决策时,多考虑自身经济利益,对生态效益往往考虑不够,生态环境意识尚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