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时空演变

文章将非合意产出农业碳排放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框架,基于SBM-ML指数法测算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泰尔指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时空演进态势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并存在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双重驱动的现象。（2）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区域异质性。从三大地区划分视角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持平,东部地区次之;从八大经济区视角来看,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快,东北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慢。（3）通过泰尔指数可以看出,各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组内差异,三大地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高于八大经济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核密度估计曲线整体有右移倾向,说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其地区差距大致经历先缩小后增大的演进过程。     

高等教育资源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高等教育资源对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分析,利用200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构建高等教育资源与绿色创新的综合指数,进而考察高等教育资源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高等教育资源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的发展;第二,高等教育资源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促进了区域内的绿色创新,也促进了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重视高等教育资源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环境规制、绿色科技与环境治理绩效

文章选取2009—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应用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和环境治理绩效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中国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当下强制性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作用更显著;另外,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和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能力。据此,应更倚重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来治理环境污染,努力完善绿色创新体系,将着力点放在绿色科技的应用层面,解决绿色科技实际应用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区域绿色制造发展指数测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推动绿色制造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以网络拓扑结构模型为基础,从绿色经营能力、资源利用能力、环境共生能力和绿色创新能力四个维度构建区域绿色制造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制造发展指数进行综合测度分析,并进一步采用系统聚类法对各省份进行梯度划分,进而探索区域绿色制造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绿色制造发展指数常年处于较高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指数普遍较低,我国绿色制造发展水平从沿海向内陆递减,梯度差异明显;各省份绿色制造发展水平可依次划分为五个等级,省际差距较大,且绿色创新能力是区域绿色制造发展水平的首要影响因素;三大经济圈绿色制造发展特征各异：长三角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显著,珠三角经济圈的“虹吸效应”明显,而环渤海经济圈兼而有之。     

基于数据包络研究绿色信贷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绿色信贷是适应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银行信贷政策,其目的主要是政府为抑制高污染企业,鼓励节能环保企业发展。根据银行属性不同分为三类,以2015—2020年的14家上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数据为基础,基于数据包络法,分析不同类型银行效率存在的差异,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索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从银行整体上看,短期内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效率起抑制作用,但长期内绿色信贷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银行应大力支持绿色信贷业务,提高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审核机制与风险控制机制、加强社会主体监督意识;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促进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也有利于银行长期经营。     

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从绿色发展理念看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是对人与自然尚不和谐问题的回应,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亦是人与自然和谐理论的重大升华。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优化生态发展产业体系,发挥主体功能区的作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筑牢守好生态安全屏障。     

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绿色发展的意义

佩珀通过对绿色运动中的各种思潮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这从反面说明了我国必须转变"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走绿色发展道路的意义。在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佩珀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重构生态社会主义,这蕴含了我国绿色发展"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此外,佩珀还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实现途径等构想,给我国绿色发展带来许多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