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论《尚书》文体的影响与意义

《尚书》文体对后世的影响与意义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六体"的文章学地位。"六体"不但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体的生成,而且影响了后世散文创作和文章风格的形成。二是"记言"的史体价值。《尚书》主要汇集记言文献而成,开启了先秦史传文献的"记言"体式,且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生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是史传编纂学意义。《尚书》很好地处理了记注与撰述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后世史学著述的轨范。     

明诗总集编纂思想的演进

明诗总集的编纂思想在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从功利和感情用事选诗到客观冷静选诗;从因人、因诗选诗到因诗选诗;从详近略远选诗到远近统顾选诗;从随机编纂诗集到统筹规划编纂诗集;从以诗集记政治史到以诗集记诗史;从随意改动原诗到客观保留诗歌原貌;从仅留存诗歌到诗歌与诗学资料兼存。     

“五个坚持”视野下的秘书写作

文广会、王月在《秘书》2014年第11期《"五个坚持"视野下的秘书写作》一文中,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坚持"出发,深入阐述了其对秘书工作的指导意义。1.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这是秘书写作的第一要义。秘书写作是辅助领导、履行秘书岗位职责的官方行为,因此必须忠于职守、服从组织、服从领导。秘书写作的绝对忠诚还要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2.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树立大局意识是秘书写作     

经营管理年鉴要“六放”

《江苏年鉴》主编方亚光《经营管理年鉴要"六放"》一文提出:要解放思想,"放心"、"放胆"地让年鉴去创,去闯;要"放手",该管好的要强化,该少管的要弱化,不该管的要转化,要"放开",开明而治,无为而治;在用人政策,分配政策,奖励政策等方面要"放宽、放活"。     

努力创新 提升年鉴品牌——对《杭州年鉴》改版的设计特色再认识

《杭州年鉴》由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是中共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重要年刊,是汇集杭州市情的大型信息性、资料性工具书。《杭州年鉴》从1987年卷起,连续17卷都是正十六开本(787×1092毫米)的,采取卷首照片、单位选介用彩色印刷,正文用黑色套红印刷。在市领导的高度关心和重视下,从2004年卷起,《杭州年鉴》深化调整内容结构,并从正十六开本改版为大十六开本(889×1194毫米),从部分彩色印刷改为整书采用彩印。经过两年的实践,改版后的《杭州年鉴》具有了更鲜明的特色,以美观大气的崭新面貌,更好地记载了杭州的发展变化,使年鉴在创建…     

精益求精，努力打造品牌年鉴——二十年年鉴编纂实践管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年鉴出版业走过了20多个年头,属于“年轻的事业”。笔者从事《广州年鉴》编纂工作也整整20年了。在长期的年鉴实践与探索中总结了一些经验,增加了对年鉴编纂理论的认识。值《年鉴信息与研究》创刊10周年大庆日子,借这个年鉴学习交流园地,就年鉴编纂的几个主要问题与同行们进行交流,望能有所启发,共同提高。     

县市年鉴如何突显地方特色

编纂年鉴贵在创新,而年鉴创新又贵在坚持个性化,即正确把握和准确体现特色。对于县市级年鉴而言,如何遴选、突显地方特色,从而赋予它强烈的个性化特质,这是年鉴工作者在年鉴创新实践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编纂2003年卷《靖江年鉴》的过程中,我们就此作了初步尝试,现将具体做法归结如下:     

交际意图的动态认知过程探析

话语意义的理解和交际意图的认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言语交际的实质是意图的交际。从动态认知的角度探讨交际意图传递的特征,有助于促进对明示交际活动的机理的理解,加深对交际活动自身具备的关联原则的认识。从交际意图的动态认知过程角度来考察言语交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