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学习词典编纂中的规定主义与描写主义

在英语单语词典、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中,一直存在着是以规定主义原则还是描写主义原则为指导的问题。在从17世纪初至今的大约四百年中,英语单语词典编纂经历了由规定主义到描写主义的大转变。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才起步的我国的英汉词典(特别是英汉学习词典)编纂则经历了由规定主义到规定主义与描写主义相结合的转变。事实表明:就英汉学习词典编纂而言,纯粹的描写主义是不适宜的,是弊大于利的,甚至是不可行的;而规定与描写相结合的做法则是适宜而且可行的。     

意图孪生：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国际安全挑战与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并不是它在智能上的不断升级并最终进化出“类人”意识,而是它所承载的人类意图。神经网络技术的进步显示,人类正在将其意图复制到人工智能载体上。当前,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浪潮承载着人类的消极意图,它将颠覆大国之间的军事实力平衡,更重要的是,它将导致国家之间的敌意孪生到人工智能系统中,进而给人类整体带来重大威胁。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管控,应该以人类共同安全为指导原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引领,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识共同体,从科学层面判断人工智能意图孪生的技术拐点,并通过国际军控机制和国家之间军控协议缓解安全困境,多轨并行推进以精准管控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安全挑战。     

孔子弟子与先秦时期《论语》编纂探微

先秦时期《论语》成书是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从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02年,经历了"初稿集结""首次整理"、"再次整理"和"最终确定"阶段,闵子骞、冉雍、子贡、有若、子夏、子游、曾参、子张及相关孔子弟子的门人参加了不同阶段的编纂。"初稿集结"阶段由闵子骞主持,冉雍、子贡、有若辅助,形成了文本的主体。"首次整理"阶段由子贡、有若主持,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辅助,增加了追忆孔子的内容。"再次整理"阶段由曾参主持,子张、子思辅助,确定了文本的基本结构,始于《学而》,终于《尧曰》。"最终确定"阶段由子思主持,以"曾子"称曾参,以"有子"称有若,增补《季氏》篇。     

述往思来:《新唐书》的编纂思想和特点

《新唐书》是北宋中叶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既有不屑五代衰世而借重修唐史以争正统的政治色彩,又有取法后王、以唐为鉴而巩固当朝统治的现实诉求,故其在"述往"之余,更着眼于"思来";不沾沾于史料保存,更注重历史思想层面的思索,具体反映在历史编纂方面,便是极为重视有唐一代的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在总结唐朝历史治乱问题上得出了许多深刻认识。同时,由于北宋与五代修史环境截然有别,文治大兴,所据文献见闻益广,故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补《旧唐书》之阙。     

《汉书·王莽传》:人物传记与记述新朝大事的精致结合

《汉书·王莽传》的编纂特点,是把刻画一个阴谋家如何窃取大权的种种恶劣做法和伪善面孔与总结王莽新朝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大事这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从纪传体史书的要求说,新朝也应该有"本纪"记载大的事件,可是在东汉初,王莽被认为是"篡窃",不可能立本纪。所以这篇《王莽传》,实则起到人物传记和记载大事的本纪双层作用,这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上出色创造性的又一成功例证。新朝虽然短祚,但显然不能将它在历史上抹掉。班固在篇中恰当地记载新朝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各项大事,才使两汉之际的历史变局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保证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     

朝鲜战争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朝鲜战争是战后最重要的局部战争之一,它对而后的国际形势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朝鲜战争是一场由于复杂的矛盾交织激化而导致的一场战争。朝鲜半岛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及其紧张的形势,自然成为冷战初期两大阵营间战争的发生地。本文试图从美国原因的角度分析这场战争爆发的必然性。     

传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论新批评的文学史观

长期以来,理论界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认为新批评仅擅长共时研究而欠缺历史观念,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新批评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专注于对诗进行细读;另一类以艾略特和韦勒克为代表,具有较明显的文学史意识。艾略特认为传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学史的评价标准是“外部权威”。韦勒克则主张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三者相结合。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理论也间接地涉及文学史问题。但新批评文学史模式在竭力维护文本中心论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殊为可惜。     

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诗意难求：关于中国历代“长恨歌图”不兴的一个文图学考察——兼论诗意图的文本选择和诗意生成

中国历代丰富庞杂的《长恨歌》图像谱系中,大多数是诗意难求的未确定或是有争议的图像,严格意义上的“长恨歌图”处于缺位状态。《长恨歌》题材的特殊性及其叙事性和传奇性特点使其更符合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而与文人对于抒情写意和深远超然神韵的追求异趣。传统诗意图采取的单幅山水人物画形式不利于《长恨歌》的图像化。因此,中国古代画家图绘《长恨歌》的兴趣和热情远不及《琵琶行》。中国历代“长恨歌图”的缺失也体现了诗意图在文本选择和诗意生成方面的独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