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黄金屋贤文字中财道生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警示贤文》，简称《贤文》，它是中华文化千年积淀的国文珍品，其将深刻的为人处世之教义，用韵文的形式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表述出来，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记忆、易于传诵。故深受国人喜爱，代代流传。     

“意义”的缺在与追寻——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与泰勒

在《几何学的起源》中,胡塞尔以几何学为示范,采用生成现象学的方法试图寻找具有理想客观性的意义.对此,德里达指出,胡塞尔的工作仍停留在“构成性”的分析之内,并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中,从语言的差异性人手将胡塞尔关于意义的几何学式梦想无限地延异了.胡塞尔的研究主要以历史学的考察来展开并完成,这当中有着鲜明的目的论色彩.而泰勒在《差错:一种后现代非/神学》中通过对《圣经》文本进行类型学分析,深入揭示了逻各斯中心在历史构成中的作用,这一祛魅式的研究更加印证了德里达对胡塞尔构成性分析的评论.经过德里达与泰勒的研究,胡塞尔渴望的理想客观性意义的永恒在场正是以缺在的方式表明自身的存在,这种“缺在的意义”与“为获得意义而建构历史”之间的内在张力则构成了对意义不断寻找的激情,为人们在历史中对那个缺在的意义进行更加丰富而多元的阐释敞开空间.     

《文明判集残卷》新探

对<文明判集残卷>产生的时间进行了新的考证,认为其成书于公元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中叶.本文还通过比较的方法,揭示出<文明判集残卷>实为唐代铨选考试之参考书,并指出该书对研究唐代判文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二)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章程>),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治理西藏法典性文书.然而,这样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典性文献,目前社会上却出现和流行着内容差异很大的两种不同版本,即原藏于拉萨大昭寺的<水牛年文书>中辑录的<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文书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和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粹>中公布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以下简称<荟粹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本文拟通过对<章程>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等系统研究,以及对两种版本的藏文本及其汉译本逐条进行对勘,并查核制定该章程所依据的有关档案文件后,认为,<文书本>系<章程>之正本.并提醒学界,<荟粹本>非<章程>之正本,希谨慎引用,避免以讹传讹.     

《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回回文初探

13世纪波斯语成为在中国生根的一种外语、一种少数民族(即回回人)的族内共同语言,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伊斯兰文化圈的国际交际语言。明朝建立之后,承续元朝传统,波斯语不仅继续成为明朝与外国交流的语言,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于是兼通汉回两种语言的回回人受到重视。①波斯文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成为书写《荐福图》的五种文字之一。     

回鹘文契约上的倒写文字

回鹘文契约中有倒写文字 ,常见于纸背。某些突厥语专家对此现象未予重视 ,因而在一些专门著作中对它们既不作标记 ,也不转写 ,在译文中往往被省略。其实 ,这些倒写文字是不能被忽视的 ,它们是回鹘文契约附言中的一部分 ,形式上它可以溯源于吐鲁番出土唐代汉文文书 ,内容上它反映着宋元时代内地经济生活中的一些规矩。回鹘文契约中倒写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所表现出的年代的不一致性 ,正是回鹘文契约及回鹘人文化的一种特点。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章程>),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治理西藏法典性文书.然而,这样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典性文献,目前社会上却出现和流行着内容差异很大的两种不同版本,即原藏于拉萨大昭寺的<水牛年文书>中辑录的<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文书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和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粹>中公布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以下简名<荟粹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本文通过对<章程>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等的系统研究,以及对两种版本的藏文本及其汉译本逐条进行对勘,并查核制定该章程所依据的有关档案文件后,认为,<文书本>系<章程>之正本.并提醒学界,<荟粹本>非<章程>之正本,希谨慎引用,避免以讹传讹.     

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纪念汤木森解读古代突厥文一百一十年

文章概述了突厥汗国的发展变化历程和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及研究情况 ,以纪念丹麦科学家魏·汤木森成功解读古代突厥文 1 1 0年 ,并反思了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状况。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

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 7册佛经是西夏僧人直接从藏文本翻译成西夏文的 ,每册佛经卷首题记记载了这些佛经的著者、传者、译者及其称号。本文对这些题记进行了详细的释读 ,所涉及的吐蕃人名尽可能检索到其在藏文文献中的对应名字 ,涉及的称号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从而认为 ,西夏人在翻译吐蕃人名时采用音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认为其中几册佛经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的著作 ,它们均是西夏后期由吐蕃僧人传入西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