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重庆市例证

文章以重庆市为例,构建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测度与评价,然后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实证检验了重庆“产业-城乡-消费”三维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重庆直辖以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分值从1997年的1.10增加到2016年的9.86,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影响效应上,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均对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估算:概念、框架与指标构建

文章通过合理界定公共资本内涵及统计范围,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谨慎测算1985-2014年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和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结果表明,与公共资本存量相比,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通过综合考虑资产退役及效率损失,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规模。总体上,中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自1993年以来增速明显加快,金融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公共资本存量的迅速积累;区域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沿海地区公共资本存量处于领先水平,而大西北地区的公共投资呈严重不足状态。     

严格α-对角占优M-矩阵的逆矩阵无穷范数的界的估计

利用非奇异矩阵A与A-B的逆矩阵的关系式,在严格α-对角占优M-矩阵A的基础上,构造了严格对角占优M-矩阵B,并借助矩阵B的逆矩阵的无穷范数的上界,给出了矩阵A的逆矩阵A^(-1)的无穷范数‖A^(-1)‖_∞的单调递减的上界序列。数值例子说明所得结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加权无穷序列空间上集合的列紧性

加权无穷序列空间lp(φ)是通常lp空间的推广.本文考虑其集合紧性问题,证明了当p≥2时,Mlp(φ)为列紧集的充要条件是M一致有界且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收敛性.这一结果丰富了泛函分析的内容.     

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工作-家庭增益影响的研究

文章基于北京、天津、云南、广西、黑龙江、江西、甘肃、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多个城市72家企业的527份有效问卷对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工作对家庭增益和家庭对工作增益两个增益方向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选定工作投入为中介变量,选定自我效能感为调节变量.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应用AMOS软件分别对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工作对家庭增益的直接影响效应,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家庭对工作增益的直接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     

粮食主产区的产量结构、增长效益与粮食安全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动态偏离-份额模型对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1980-2013年间粮食产量在稻谷、玉米、小麦和其它作物的结构、区位、竞争力优势、增长效益及构成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我国部分粮食主产省存在着粮食产量增长潜能降低、粮食主体功能地位削弱以及粮食结构“去口粮”化的严峻形势.新的增长性作物尽管产量已居主导地位,但增量结构优势不突出.粮食主产区间的结构效益、竞争力效益和综合效益差距显著,非均衡性问题突出.粮食产能缺乏持续的稳定性,相对于粮食结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粮食产能的制约影响更大.     

具有熵约束的均值-绝对偏差模糊投资组合优化

在实际投资过程中,有许多模糊因素影响投资决策.文章针对资产收益率为模糊数的投资组合决策问题,用绝对偏差和比例熵度量投资组合的风险和分散化程度,提出了具有熵约束的均值-绝对偏差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利用加权极大—极小模糊目标规划方法,将双目标规划问题转化为单目标规划问题,并运用旋转算法结合序列规划法进行求解.最后,通过实证研究比较了不同熵的取值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内卷化”外的建构叙事:资源下乡与文化网络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资源输入村庄建构了村庄的整合秩序,但是当下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机制解释路径,无法合理解释这一建构性的实践经验。本文建构“资源-文化网络”的概念框架,通过个案追踪研究后发现资源下乡重构了文化网络,成为一股建构性的力量来整合村庄秩序。这一过程内含四种作用机制:(1)互动机制,资源下乡带动村民成立自发组织,并进行组织网络互动,提高政治参与积极性,促进政治机构完善;(2)激励机制,物质激励赋予传统村规民约以新内涵,激发居民参与自治,非物质激励带动非体制精英发挥乡贤作用,回馈乡里;(3)动员机制,资源输入形塑村庄强社会关联,提升内聚力,集体动员抵御外部破坏性力量;(4)责任机制,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权威人物,在平等与公平的价值规范约束下,进行普惠与照顾的目标权衡。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国家输入资源变量、村庄与村民自下而上反应以及未来取向维度缺失的不足。在政策上为“建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充分依据。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