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自由行为的基本问题探讨

原因自由行为是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且在此状态里导致某一犯罪构 成客观方面实现的行为。其可罚性在于它是“同时存在原则”的一种例外。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新《刑法》第244 条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设定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应该考虑其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新刑法第 ２４４ 条适用代罚制,缺乏立法的理论依据,立法的客观依据也不充分,且在实践中有负面导向作用。因此,建议立法机关颁布一条单行的刑事法律对其予以完善     

不予行政处罚的法理——围绕《行政处罚法》第33条而展开

《行政处罚法》修订后不予处罚情形一变为三。需要全面准确分析其内在法理,为不予处罚制度的成立与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法理支撑。从《行政处罚法》上关于行政处罚目的的规定,参考刑法“无罪不刑”的理论和制度,得出“无危害性不罚”之法理;从处罚便宜主义理论出发,结合优化营商环境及“包容审慎”监管执法的政策背景,得出“首违可以不罚”之法理;运用责任主义理论,结合现行《宪法》第38条,得出“无过错不罚”之法理。同时,“当事人证明”不能视为过错推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也并非以例外条款剥夺当事人的证明权利。     

中国古代录囚制度及其现代价值

创建于中国西汉的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一个颇具影响的制度模式.录囚制度自西汉创建起被其以后的各朝统治者所沿用,并且在各朝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慎罪恤刑"的立法思想和司法理念.对它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今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大背景下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日本刑法有期刑上限的提高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2004年末的刑法改革中,日本将维持了近百年之久的有期刑上限,分别从单罪15年提高至20年,并合罪、再犯加重从20年提高至30年.这一改革也引发了相关的凶恶、重大犯罪法定刑的变化及其论争.此次刑法改革中涉及的诸如人均寿命的提高、有期刑与无期刑之间差距的缩小、"通过严罚化以抑止凶恶犯罪"的"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等问题,对同处东亚地区的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修改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目前的实际状况和司法实践,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宜提高为单罪20年,数罪并罚最高30年.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向。然而。在我国长期的行刑实践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行刑方式社会化程度明显不足的问题尚十分突出。面对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近年来.我国受西方行刑社会化理念的影响和启迪,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亦开始尝试进行行刑社会化方式的试点工作。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描述了当前我国实行社区矫正的现状。从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试点工作刚刚开始,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     

析《大学衍义补》中的法律思想

《大学衍义补》对中国的正统法律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带有启蒙主义因素的法律主张,论述了法律的起源发展过程、惩戒目的及教育目的与预防作用,主张崇礼重法,明刑弼教,提出了“为民之利,因事立法、宜时处中”,主张慎刑恤狱、原情定罪等。     

《论语·里仁》“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解

"君子""小人"在《论语》同一章出现时,往往构成对比,"君子"行为一般为正面,而"小人"行为则往往为反面。"君子怀刑"之"刑"当释为"刑罚、法度";"小人怀惠"之"惠"当是"慧"字之假借,取"巧慧、慧黠"之义。故"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解为:"君子思念刑法,小人思念巧慧,欲缘巧慧逃避刑法以自利。"     

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论《檀香刑》中的钱夫人与孙眉娘

《檀香刑》中的钱夫人与孙眉娘虽在身份、相貌等外显生活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内在精神状态却十分相似,都以男性利益为自我价值标准,被牢固地限定在以父系族权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中,以至完全丧失了女性自我意识,成为真正的"第二性"。这两个差异鲜明的具体形象,集中展示女性在父系族权社会里的两种生存状态:以身殉德与以色事人;二者的殊途同归,共同印证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群体的规训,构成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关系。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