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美学对消费主义挑战的回答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典范形式,具有滋润人的情感,拓展人的想象,陶冶人的情操等重要功能,从而使人的精神得到解放。而日常生活用品主要以实用功利来满足人的物质享受,要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美感享受,就必须通过艺术美的创造和鉴赏,促进人的精神自由展开才能实现。因此,文艺学、美学无论是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还是日常生活的美化,都必须以坚守基本的研究对象为前提,通过对艺术美的深刻体验和理解,更好地去感受日常生活的美,同时关注日用产品更好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设计、制造及使用。文艺学、美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运动所产生的张力的推动下不断前行的。     

保险功能的创新及其实现对策

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保险经济功能的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结果。保险的功能与保险公司的功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社会管理功能方面,一方面是保险本身的分配关系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保险公司本身的社会责任的要求。因此,借鉴公司的社会责任模式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来对保险公司的社会管理功能进行分析,从保险公司和保险政策的角度提出保险功能创新和实现的对策,即保险公司应以保障型的险种为主,投资型险种作为保障型险种的补充;监管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保险基金的安全和有效投资,积极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发展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更好地实现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造物之美:中国传统生态美学观照下的艺术设计

中国传统生态美学产生于中国古典哲学沃土之上,其中蕴含着儒、释、道丰富的人文思想和智慧。这些都成为现代艺术设计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中国生态美学观念引导下,造物者在设计时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注重作品的意蕴和精神内涵,追求人与自然和合相处,追求"人、物、境"协调。     

论体验美学理论下的汉语写作

在网络文化和图像时代横行的今天,当下的汉语写作源头越来越窄,写作的过程越来越程式化,写作的诗意逐渐散失,写作的个性不断被泯灭。汉语写作应该具有一双穿透"假象"的慧眼,绕过"时髦"的陷阱,从体验美学范畴中拓展开来,通过重新注重体验生活,丰富写作的源头;体验经历,搭建写作的过程;体验情感,营造写作的诗意;体验深刻,塑造写作的个性,从而构建未来汉语写作的生命走向。     

论莫言小说的自涉互文性

莫言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之间存在着某些人物、故事情节和意象反复出现所形成的自涉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呈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增补或改写,因而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价值。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莫言"作为叙述者的现身说法或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重述,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小说的元叙事特征。这种互文性还具有文本间的对话性质,产生的是不确定性与增殖性的意义。自涉互文性凸显了莫言早年以饥饿、孤独、屈辱、恐惧为核心的苦难记忆与生活经验对其"高密东北乡"文学(小说)王国的决定性影响。     

话语标记语的识别及其语用功能

话语标记语是说话人为了引导和制约听话人正确理解话语而选择的语言标记。首先结合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样本对话语标记语的概念进行解释,然后根据Janet M.Fuller提出的两条识别标准对话语标记语辅以实例分析,并指出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以及其实现交际目的的手段,提出话语标记语实际上是对Leech的礼貌原则的补充,最后提及它在使用时应该注意的几点。     

WTO体制下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刍议

WTO体制中建立了保障国际贸易自由权益的国际层面的法律救济制度,它要求成员按照WTO协议的要求,建立国际贸易自由权益的国内法律救济制度,用以废止和纠正妨碍国际贸易自由的违法规则和行为,补救受损方合法的国际贸易自由权益。我国通过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已经初步建立了WTO体制下的相应制度,但在救济范围和救济主体等一系列制度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并有必要对此制度进行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理论研究。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配以死刑的立法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现行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于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就应该反思目前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配置死刑的制度。     

阐释学、接受理论与20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的阐释学、接受诗学,在近20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形成一个不小的热点。在对西方理论的认识、借鉴、吸纳与创新中,中国学者开始了创建中国文学阐释理论、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体系的努力。这一学术活动,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势必对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等重大问题提供启示。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