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对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经济发展伦理、经济制度伦理、市场经济伦理、全球经济伦理等方面,都对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     

关公信仰与商人精神——一种基于宗教社会学的分析

关公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都市民间信仰。在现代都市社会,关公神像不断出现在豪华的商业大厦中。商厦中的关公信仰对商界人士具有多重意义,它既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树立自我形象,也可以为商海弄潮者提供精神安慰,还能够帮助商家塑造诚信形象,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同时,关公信仰所蕴涵的经济伦理价值对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剖析关公信仰在当代的发展演进,有助于人们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伦理。     

关系和谐:儒家伦理的主要特征

儒家伦理的传统界定有很多,但它们都不全面,只强调儒家伦理的人际关系或身心关系层面。关系和谐是儒家伦理的主要特征。儒家伦理的关系和谐包括四个层次:身心关系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自然之间关系和谐。从关系和谐的角度界定儒家伦理不但可以全面的概括其四个方面,而且能很好地表现其生态价值观及其与当代文化的亲和性。     

中国传统商德及现代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商德是古代商业活动实践和传统伦理文化哺育的结果。中国古代的义利观、公私观、群己观、职业道德观是传统商德的理论基础,诚信经商、取之有道、敬业勤业、爱国济民是传统商德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商德所倡导的伦理精神,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商德的进步;继承和发扬传统商德的优秀思想成果,挖掘其现代社会价值,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应该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商业伦理建设的发展动力。     

中国传统伦理与公民守法精神

现代社会法治秩序的形成主要依赖公民自觉遵守法律,也即需要公民具备“守法精神”。我国传统社会不具备形成公民守法精神的土壤,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出因缺乏公民守法精神而难以形成法治秩序的状况。但法治建设是必由之路,公民的守法精神亦不可缺少。在我国,培育守法精神既要利用本土资源,也要理性对待本土资源。     

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方现代化后果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的,它揭示了西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背离、文化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等社会发展的不和谐现象,指出这种不和谐主要源自于西方社会制度的不正义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提出应该从社会宏观结构和人的微观心理革命两个向度进行变革,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伦理。本文最后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启示和意义。     

司法公正中的价值冲突及其权衡

司法公正是司法领域一个永恒的主题。本文通过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伦理精神与社会关系等三对概念的矛盾的分析 ,揭示出司法公正内在的价值冲突 ,同时提出在价值冲突中的唯一正确选择———平衡     

战争伦理与人性伦理的双重书写——读伊萨克·巴别尔的战争奇书《骑兵军》

前苏联著名作家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记录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段非常奇特的战争生活。但与同类小说“认同”式的叙事视角不同,《骑兵军》的“奇特”之处也许在于它对战争伦理与人性伦理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刻揭示和双重书写。而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犹太人文化身份与哥萨克骑兵行为的纠缠重叠、作品对战争的越轨描述、以及透过革命、民族等现象的历史悲悯,都成为作品多层和重要的阅读侧面,值得反复回味与研究。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     

网络危机的文化拯救

网络生活是人类不可逆转的生存境遇,同时网络的巨大利益和危机,也将人类推到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网络危机的本质就是网络文化的危机,网络文化合理性的不足或缺失是网络危机的深刻社会根源。网络文化是我们网络生活的依托,网络生活必须依赖文化获得意义,重建网络文化是走出网络困境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