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和谐快乐班级

班级管理工作应该以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和安定有序为特征的和谐班级作为工作目标,以快乐和幸福地学习和生活作为班级工作的方向,以区别对待三个群体作为班级工作的支点,以"适度"的哲学理念作为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从而造就有积极心理体验和积极人格品质的学生.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与特征分析

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是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提。基于共同富裕内涵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的原则,提出新的中等收入标准界定方法,可以得到兼具全国统一标准与允许地区差异的中等收入标准。利用1978-2020年全国的收入分组数据,以及1980-2020年31个省级层面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模拟收入分布方法对个体数据进行还原,测算全国和不同省份中等收入群体模型和比重,结果发现：按国家统计局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36.79%;中等收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脆弱程度较高;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多西少的特征;五类人群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组成部分,规模总数为5亿人左右。最后,通过对标准、方法、数据和收入进行四维对比,论证研究结论可信,为进一步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政策提供有效支撑。     

“鸡娃”现象的互联网群体传播与治理路径

“鸡娃”指父母试图通过强心理预期、强家庭资源和学习时间的持续投入,以期达到提升子女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的目的。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媒介赋权使个体“鸡娃”教育行为的信息生产成为公开分享的教育行为可参考范式,在互联网用户的相互模仿下演化为“鸡娃”群体行为,形成中国社会现实环境和互联网虚拟环境同构的“鸡娃”现象。父母由于“鸡娃”现象的群体压力产生教育焦虑,通过互联网空间的情绪分享和感染,形成了“鸡娃”情绪的社会化传播。为此,要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背景下对“鸡娃”现象进行有效治理,促使家长形成理性的教育参与,有必要从行为、情绪以及观念三个方面入手,消解“鸡娃”行为的模仿,阻断“鸡娃”情绪的传播,推动“鸡娃”观念的转变。     

突出特点,做好新时期科研群体的老干部工作

本文以实践为基础,针对社会科学研究单位,总结了老干部工作的经验体会,并对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科研单位老干部工作提出对策思路。     

《史地学报》及其群体与《学衡》之关系的探讨

从吴宓到鲁迅,再到后来的研究者,都将<史地学报>和<学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的核心人物、诸位同人和刊物本身三个层面与后者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可以揭示1920年代在南京乃至全国学界甚有影响的两份刊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异同所在,同时也可展现当时相关学术群体的学术风貌.     

“互联网 +”环境下的成年人群体阅读策略

“互联网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让碎片化阅读成为日常阅读的主要形式,却使文化积淀厚重的经典读物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碎片化阅读让读者慢慢失去了深度思考和深度学习的能力,产生懒散性。成年人如何在“互联网 +”环境下走进深度阅读?又如何在群体阅读中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本文着重在成年人群体阅读策略方面进行阐述。     

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群体的绿色低碳消费研究——基于不同消费环节和消费领域的实证分析

推动绿色低碳消费对于我国消费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消费转型不仅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在当代社会还与青年文化紧密结合,营造出新兴生活方式。然而,绿色消费不仅局限于绿色购买,而且不同领域的绿色消费机制也存在差异。通过使用2022年中国城市低碳消费调查数据,从购买、使用到处置的主要消费环节以及吃、穿、行等主要消费领域,考察城市居民绿色低碳消费的特征并引入社会经济地位和世代两个维度解释绿色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商品购买、使用和处置的不同消费环节都呈现阶层和世代的差异,收入越高、学历越高、越年轻的群体越积极参与低碳消费行为,中等收入群体经常购买绿色商品的比例最高;在涉及购买环节和出行领域的新能源车消费意愿上,阶层比世代的影响更重要,而在强调商品处置和日常消费的二手消费方面,阶层和世代都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应重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在社会文化营造中的作用,塑造绿色低碳社会共享文化,引导全社会认同、追求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微博网络聚集过程的社会表征释义

社会表征作为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对网络社会中人的互动行为具有理论解释力。微博中呈现的网民迅速聚集现象,形成了符号、信息、意义和人的多层次聚合,并包含在社会表征内涵的不同层次之中。在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梳理博主的成长历程后发现：符号系统与个人认知之间会建立某种“共有”关系,进而形成特定的社会表征。在经过微博群体持续互动之后,则会逐渐完成社会表征“共有”系统的建构过程。     

抗争与合作：论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策略特征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合法性困境”使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现出弱组织化、非政治化和去标签化的特征。弱组织化特征体现了弱势群体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中既借助组织力量,又弱化组织形式,对各种组织保持高度警惕和拒斥的两难选择;非政治化特征则反映了弱势群体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中刻意弱化（或规避）政治因素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确保行动逻辑“政治正确”;而去标签化特征则是弱势群体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中试图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成为社会“另类人”而被“污名化”所采取的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