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熔铸与神圣时空：文化记忆视阈下民族团结誓词碑研究

作为文化记忆之存储空间与形塑国家认同的有形基础,民族团结誓词碑跨时空凝结着记忆与事件、政治、认同的复杂关系。本文以“文化记忆”为主要分析概念,借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研究个案,在实践层面探讨文化记忆赋能国家认同的具体路径与其中所涉之记忆政治。文章首先追溯誓词碑“记忆-遗忘-唤醒”的历史经过,剖析从储存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以服务国家认同之缘由;其次,考察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誓词碑提升国家认同的模式;最后,将作为记忆之场的誓词碑置于空间生产的脉络之中,分析纪念空间的功能与意义的变迁,阐明空间如何影响民众日常生活并塑造出国家认同的日常赓续模式。     

论韩碑中的“文”与“道”

韩愈自觉地把碑志文创作纳入到古文运动中,为其"明道"服务.其碑志文既兼实用与文学之美,又鲜明地体现出"文"与"道"的相互贯通与融合.这不仅铸就了韩碑的文学化、经典化,也使其"文以明道"理论更趋圆融.     

《唐蕃会盟碑》碑底纪年方式研究综述及吐蕃时期藏族纪年方式考证

《唐蕃会盟碑》碑底藏、汉纪年法历来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在论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唐蕃会盟碑》立碑前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吐蕃时期出土的各类文献资料及相关藏文典籍为依据,认为地支纪年法是吐蕃时期采用的主要纪年方式,此期从中原及周边地区传入吐蕃的五行、八卦、九宫、六十干支等历法要素主要用于占卜与堪舆.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著录标题校正(二)

《王君妻韩氏墓志》(第四册,第14页)此墓志首题"大魏扬列大将军、太傅、大司马、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夫人韩氏之墓志",故应题《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妻韩氏墓志》为是。"安乐王"是北魏宗室,《汇编》将诸王之"王"理解为姓王之"王",故误题为"王君"。     

吕坤与《近溪隐君家训》碑

明代思想家、哲学家吕坤任山西按察使期间,刻《近溪隐君家训》于石上,其内容极富哲理且寓意深远。本文通过对《近溪隐君家训》碑刻的研究,使人们对吕坤的思想、移风易俗、《近溪隐君家训》碑的作用等方面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使《近溪隐君家训》碑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发挥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儒家女性观研究

明代儒家撰写的以墓志铭为主的女性碑传文,既是女性生命历程的完整呈现,又内含着儒家理想的女性观。与正史、地方志等正统传记资料着重展现女性贞、节、烈等极端道德行为不同,碑传文的叙事风格更为生活化,不仅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碎片化理解女性的格局,而且主张应当从日常行为中全面认识女性。从碑传文中可以看到,明代女性不仅不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而且还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独立个体,她们对于婚姻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甚至也具备自我塑造的能力。明儒还通过对非女性专属德行的称赞与表彰,把女性身份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揭示出明代女性在家族事务、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革故鼎新：近代武陵山地区基层治理转型之困——以德政碑为中心的探讨

《太守文公德政碑》《知事金公德政碑》是武陵山地区近代地方官为政一方后留下的直接记录,弥足珍贵。通过对两通碑刻史料的挖掘可见：武陵山地区传统封建社会治理体系在近代逐步瓦解,基层治理效能日益减弱直至走向负面,面临着转型之痛。而治理效能减弱,除了宏观上的社会巨变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以传统胥吏为主要成员的基层政府腐败加剧;二是地方社会中非正规组织的无序扩张;三是社会动荡带来的基层政府的不稳定。三者又交织在一起成为基层治理效能有效发挥的阻力,最终导致近代武陵山地区地方治理体系的崩溃。     

碑志文体关系新议

对于碑与志这两种古代常见的应用文体之间的关系,传统看法均认为碑在志先,志为碑之别,墓志文体由碑文体衍生而成。本文以碑、志文体的最初职能为着眼点,注重辨别雏形与成熟碑、志文体行文格式之区别,并借助出土文献资料,依据文体的渐变性原则,在否定碑、志关系固有成说的基础上,确认秦代刑徒瓦志为墓志文体起源观点的合理性;在肯定墓志文体独立性的同时,也明确碑、志两种文体虽并行发展,但发展并不同步,墓志文体亦受到碑文体的影响,存有碑文体的浸染之痕。     

近代河洛地区施地碑与施地民事习惯问题

传统的施地活动在河洛地区直到近代转型时期仍普遍存在,不同主体出于不同动机分别向各类寺庙、祠堂和村社组织捐施土地。施地作为一种不动产赠予行为,整个过程要完成地权的转移。乡民在将土地捐施后,仍负有监督权利,甚至直接参与地产的管理。清政府以法规形式要求公产组织勒石报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施地碑的繁荣。施地碑刻还反映了近代转型时期人们的捐助意识和财产观念。施地碑对于人们有着多重意义,既是纪功碑,也是确权碑,又是纪史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