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所记“高昌回鹘”方位问题 --从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看

对虞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碑文中谈及“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的“辖境”方位的记载 ,钱伯泉先生认为“颇多错乱” ,田卫疆先生则认为是古代操突厥语族各族对于方向的常规表达形式。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北方民族也即阿尔泰语系诸族空间方位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有一个历程 ,北方民族这一空间方位观念这一发展历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传人物之风神补史传之遗缺--论王安礼碑志文的文学成就

王安礼为北宋大臣,在其所著<王魏公集>八卷中,惟碑志文这部分叙事之文具有法度,尤其是沈季长、元绛两篇志铭,在叙事、抒情和人物刻划诸方面,特色鲜明,力现人物的风神品性,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不仅是王安礼散文中之佳作,也是宋代碑志文中的优秀篇章.     

论阮元的书法理论及其碑学成就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     

清代、民国时期的江苏王营清真寺和伊斯兰教

根据1920年的一方碑刻和民国时期的著名方志《王家营志》及《淮阴风土记》等的记载,简略讨论了清代、民国时期江苏王营（王家营）镇的伊斯兰教发展历史,并指出其中有关东部地区和西部伊斯兰教界联系的史料是需要重视的。     

从《文选》所选碑传文看骈文的叙事方式

《文选》选录的碑文、墓讠志、行状等碑传文,用骈体写作,崇尚对偶、辞藻、声韵、用典等修辞美,对传主的德行、功业等叙述往往概括笼统,与散体文传记如实地描绘传主的话语、行为等风格迥异。把《文选》所选蔡邕、任昉、沈约的碑传文,与《后汉书》、《南齐书》所记同一传主的篇章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差别。由此可以看到骈文特殊的叙事方式,并帮助理解《文选》选录作品的艺术标准。     

曾巩的碑传理论及其传记的"平和"之意

曾巩对于碑传的理论认识不仅有着深厚的史学渊源,且与北宋诗文革新紧密相关.在《五朝国史》的纂修过程中,曾巩秉承中唐以来的史学传统,在历史书写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史义".在《南齐书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等文章中,曾巩主张"析理明道"是碑传价值所在,择人立传是作者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在《洪渥传》《徐复传》等作品中,曾巩提出"人之所易到"是解决纪事征实问题的关键,"平正中和"对于包括碑传、行状在内的传体文书写具有导向作用.曾巩碑传理论由史而涉文,并不局限于作家、作品之一端,对于扭转碑传好奇虚妄之倾向,提倡平易简淡之文风有着积极意义.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但其《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互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离他发现西夏碑的时间仅相隔六年,故其时他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及《诗序》并非作于嘉庆十五年,而是作于他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由于事隔太久,故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忆模糊,以致二者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出现了矛盾。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欧阳修碑志文看宋初士人的"言事"热情

欧阳修的碑志文记载了宋初大部分著名文士的命运,从这些生平记载中,可以看到空前高涨的"言事"热情。这里有积极论事,体现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国家的建设精神的事迹;也有激烈争论,体现士大夫批评意识的风范;有不合于世、智慧托诸评鉴的不朽追求。     

清代四川雅安“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的兴起与传播

"麻城县孝感乡"传说应该被看成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扩散过程.通过对"麻城县孝感乡"提法兴起的时间、形成与传播的具体过程的讨论,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明清四川社会历史,也有利于重新观察全国各地不同时代的传说传播机制和区域社会的历史内在脉络.对四川雅安水东乡有关"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由碑入谱及其扩散过程的探讨,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具体的案例.     

俚僚历史文化的载体与缩影——上林唐碑内涵探幽

存在于广西上林县的《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碑》产生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它是壮族先民俚僚古地留下的两块珍贵石刻,既是文物,也是历史,既属历史,也属文学,是壮族见于文字最早的文学。透过《六合坚固大宅颂》与《智城碑》可窥探壮族先民俚僚文化的特质。